第四章

    阿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吃粉笔灰的。六十年代初期,父亲得了肺病,就退职了。其实,生病只是表面的理由,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原因。那就是,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,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。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,总之是有人拿来一叠表格,你一张,我一张地填写了起来,他也填写了一张。那时他还是个孩子,没有头脑,没有政治主见,喜欢热闹,有许多人做的事情,他也就不拒绝做一做,否则就觉得自己很孤立。四九年以後,渐渐地,这却成了他的心病。这心病在後来的历次运动中,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。每一次运动来临,他就要自我斗争一次:是去向领导交代,还是不交代?他想,当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离散,有的少年夭折,还有的出洋後再没回来。当时有许多人在,未必能记得有一个唐亦生也填了这表(唐亦生是他的名字)。可是万一呢?他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是万一也不会发生的。这些年来,他为人做事,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。夜深人静时,他无数次地憧憬着那一日的情景能够重演一遍:当表格送来的时候,他恰恰走开了,去上厕所,或者去洗一块手绢。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,就是阿康的母亲。在那胆战心惊的白昼或是黑夜,他们压低了喉咙,反复讨论着:是不是要去领导处交代。他们一会儿说去,一会儿又说不去;有时他说去,她说不去;有时则她说去,他说不去。有几次,他们实在捱不过漫漫长夜,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领导坦白。可是天亮的时候,他们心里稍稍豁朗了一些,心想:也许这些并没有什么,就打消了念头。还有几次,是白天里同事们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起了疑心,惶惶不可终日,就像过街的老鼠。然而到了夜晚,他们躲在他们小小的三层阁上,黑暗隐匿了他们,使他们松了一口气。有时候,她鼓励他不要害怕,有时候是他鼓励她不要害怕,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。相比较而言,她的神经稍稍比他坚强,而他的精神几临崩溃,上班于他渐渐成为不可推卸的苦役,尤其是经过了星期天的休息而来临的星期一早晨,他甚至会出现心跳气短的病状。他变得疑神疑鬼,对谁也不相信。他没有一个朋友,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,都没有客人上门。他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深深地蜗居在这日益朽烂的三层阁上,时刻都会觉得灾难就要临头。到了六○年,他终於得病,提出退职休养,完全从社会上退身出来。他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,带回来油条和豆浆,打发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自己在家读几页“史记”之类的古书,再练几笔大字,写过的字纸都很认真地烧掉,然後就烧午饭。午饭後,他睡一个小时的午觉,再去马路对面弄堂口报栏看报。他看报看得很仔细,连电影广告也不漏过,看报总是要花去他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看完报後,太阳都有些偏西,烧晚饭的时间到了。晚上,孩子在灯下做功课,女人在灯下批作业,他在一边喝茶抽烟,心里充满了安谧的情感。隔壁隐隐传来收音机的声音,有时是歌唱,有时是新闻,听得不太真切。可是有了这点声音,他也满足了。他们家里没有收音机,因为收音机容易使人联想起“短波”和“敌台”这一类事情。为了防止人们对他们所能生出的一切怀疑,他们甚至连房门都敞开着,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上。他们对左邻右舍总是客气而恭敬,担任一些琐碎而麻烦的义务,比如收交水电费,参加每星期四的里弄大扫除。然而对於那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,比如出黑板报或者读报,他总是婉言拒绝。他表现得不积极却也不消极,样样事情做到正好使别人不太能够想起他。

    在他最初的退职的日子里,他还有过一个想法,就是教导他的孩子。以他多年的教学经验,只要是一个智力中等的孩子,就可在他的辅导下顺利考上一个较好的中学,再考上一个说得过去的高中,以至考上大学。他既具有教育的学问,又颇懂得考试的窍门。在学校里,他以他做人第一的准则,将这一切才能藏而不露,只做到中庸为止。而对自己的孩子,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到了此时,他似乎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起自己的孩子,孩子已经十三岁了。

    阿康从小长得格外清秀,白皙的瓜子脸,黑漆漆修长的眉毛,眼睛的形状像女孩子,大家都叫他“小姑娘”。这时候,人们都不会想到,日後“小姑娘”这个名字将会是很响亮的。他不仅长相清秀,还有一种特别整洁的习惯。在那个年代里,许多孩子都还需要穿有补丁的衣服,在长个子的年龄里,裤脚管常常是接了一截甚至几截。即使穿了这样的衣服,阿康依然是整整齐齐的。脖子上的红领巾也绝不和所有的男孩甚至女孩那样,皱皱巴巴,咸菜似的一根,尖角则被他们在沈思默想时咬噬得破烂不堪。他的领巾就好像熨过一样的平整,书包和课本也是乾乾净净的,很博得老师的喜爱。曾经有一度,老师想将他培养成班级里的干部,由他负责一些纪律的管理。可是逐渐的,老师开始放弃这个想法了。她感觉到,这个孩子远不是像他表面上那么听话的。有一次,她临时有事须走开一下,就让阿康领导一下晨读。当她回来的时候,孩子们正在朗朗读书。而她却感觉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激动的情绪。她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,熟知学生们的每一点心理。她觉得他们读书读得过份的响亮和起劲,连最最捣蛋的学生也像一个三好生一样在勤奋地朗读。这读书声中含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兴高采烈的意味,这一切均逃不过她的眼睛。下课後,她将阿康叫到办公室里,问他,在老师走开後,教室里的秩序怎样。阿康说,很好。老师又问了一遍,并且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。阿康依然说,很好。他坦然而天真地看着老师,却令她觉得这眼光中有一种不诚实的东西。她想要揭穿他,就说:老师其实并没有走远;他却说:老师既然知道了什么,为什么要问我。老师不防备会有这一答,不由一怔,心里缓缓地想:这个孩子真不简单啊。她最终也不知道在这个早晨,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,而对於这孩子的好感和信任,却在这个早晨消失殆尽。後来她很多次发现,在每一种捣蛋事件中,其实都有着他的幕後,而她又总是捉不住他。他显得老实和诚恳,并且保护同学,不肯做一点卑鄙的事情。如去问他什么,他总是说:我不知道。而老师明明知道他什么都知道,却没有一点办法好叫他承认。当老师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和一个孩子斗法,心里很不是味道。为了纠正这样的想法,她曾经去做过一次认真的家访,她想:她是一名教育者啊!

    她是在晚饭以後大约七点锺的时候去的,他已经上床睡觉了。父亲在喝茶,母亲则批改着一摞学生的作文,这时就放下作业,去小房间把他叫起来。他穿了毛衣走出来,站在老师面前。老师说:怎么这样早就睡了?他说没有什么事情,所以就睡了。老师就说:没有什么事情,就可以看看书,读读报纸,预习一下明日的功课,或者帮助爸爸妈妈做做家务。他回答说,好的,就不再说什么了。他微微垂着头,眼睛无神,又不像是困倦。他坐在一张方凳上,手搭着膝盖。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在他头顶昏暗地照耀,他清秀的脸上布了一些阴影。他趁人不意的时候,就转动着眼珠去看老师,又看自己的父母,显得惶惑而不安。老师暗暗惊讶道:这孩子怎么变了?她觉得孩子父母倒都是通情达理的人,因同是搞教育的,谈得就很契合。他们先是谈了些别的,然後才将话题转到孩子身上。他们共同地肯定了这个孩子的优点,接着,父母们就主动提及了他的缺点。他们认为,孩子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懒散,对什么都缺乏积极的态度。他们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他最感兴趣的,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说到这里,他们就转过脸,很温和地问孩子:“你说说看,什么是你最喜爱的?”他不回答,只是微笑。这一霎那,他十分像一个美丽的痴呆儿。老师很遗憾他们父母没有提到“诚实”这个问题,於是她旁敲侧击地问道:平时下午他几点锺回家。父母回答说,一放学就回了家。回了家做什么呢?老师又问。回家总是做作业,父母说,他倒是不出去闯祸的,可就是太疏懒了。老师最终也无法提出“诚实”的问题,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事情,仅是她的感觉。当她走出他家时,心想:这一对父母都是好人,可是却不够了解自己的孩子。其实他们父母的了解是比她更深刻了一层的。

    当父亲准备对阿康进行课外的辅导时,他才发现,在完成学校作业以後,是没有一点时间再做别的了。阿康将学校布置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很缓慢,用去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。假如催迫过急,他便会生病,脸蛋烧得红红的,以至连学校的功课也无法完成还要缺课一天。这一天,他就一直躺在床上,吃着父亲调好的糖开水和面条,让母亲把洗脸水端到床前漱洗。他躺在床上,也不睡着,脑子里想着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念头。假日的时候,父亲想教他练练大字,他很顺从地提起笔,由了父亲的指点,一笔一划地写,没有一点错,却全无塑造的可能。父亲首先失去了信心,孩子便趁机搁下了笔。他或者教他读几首诗词,而他也永远弄不懂其中的意思,答非所问。父亲隐隐感觉到,其中似有一些小小的险恶的用心,却又捉不住把柄,只得随他去。在儿子躺着生病,不知想些什么事情的时候,他想的是:这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?这样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和孩子相隔得很远,他们谁也不了解谁。他默默地想着这些,直到黄昏。这样的黄昏是最最令他哀伤的了,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都已经枯竭了,已是夕阳西下。

    孩子躺在床上,心里却是快乐的,他想:他把他们这些大人全都骗了,他觉得大人们是多么蠢啊!他想他是一个孩子,这其实是很好的掩护。人们都不会注意到他,更不会怀疑他,他尽可以做一切把戏。可是,他得小心点儿,他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。他想装一天病就足够他乐的了,明天他就得好好地上学去,继续玩他的做个乖孩子的把戏。想到新的一幕即将开始,他几乎心潮激荡。其实他并不喜欢呆在家里,在家里他时时觉着烦闷。似乎家里的天地太小,不足以让他的把戏充分展开。他没有兄弟姐妹,跟父母玩这把戏,他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他觉得天底下再没比他的父母更没劲的人了,他一看见他们就意气消沈,所有的聪敏才智都不见了。他觉得他们总是扫兴,心里渐渐地起了恨意,有时候他就故意地也要叫他们扫兴。譬如考试,他其实是可以考一个更好的,能使父母,尤其使父亲快乐的成绩,可就为了不让他们快乐,他便决定不考得更好。他还喜欢偷偷的将他们的东西藏起来,看着他们着急,并且和他们一起找,找来找去找不着,心里就无比的喜悦。过了很多日子,他们会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看见这样东西,当然,还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,会是他藏起了他们的东西,他们总是互相埋怨,或者埋怨自己,说自己又老又糊涂,他们黯然神伤,灰心丧气。终於有一天,他们竟发现钱少了。

    钱的事情,他们相信他们是不会记错的。一分一角的支出都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自制的帐本上,每一天都要计算支出的总数和馀额。钱是放在一个钱盒里,铁盒放在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,抽屉上有锁,钥匙则放在书桌的最後一个抽屉里。在他们确信自己没有拿钱也没有忘了上账之後,他们开始盘查阿康了。阿康先是说他不知道钱的事情,他的表情是那样愕然,使两个大人觉得十分内疚,心想他们不应当去怀疑一个孩子。但束手无策的情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,问道:自你回家以後有谁来过这里?阿康说没有,说过之後就沈默了,自知露出了破绽。此後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,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。无奈之下,便搜查了他的书包,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,正是所缺的数位。这时候,他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,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。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,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。如今他们终於注意到了,可是却已经破碎了。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,半天,才问了一句:你要这钱做什么?阿康惭愧似的一笑。然後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: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?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。这天夜里,他们商量了很久: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。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,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,还应当依靠学校。可是事情一旦传开,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?他们反复权衡利弊,一会儿倾向於去,一会儿倾向於不去;或者是他倾向於去。她倾向於不去;或者是倒过来,她倾向於去,他倾向於不去。有几次终於决定了去,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於考试和复习的事情。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,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,在门口徘徊。他们昼夜忧心忡忡,心里压抑得要命。後来,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,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,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,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,他们一无所能,一无作为,他们只有去学校了。

    後来,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,假如不去学校,事情会是怎样发展。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,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,永世不得翻身。他们想,这是唯一的做法,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,他们想:这都是命中注定。他们就是这个命。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,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,出了阁楼,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。

    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来到老师办公室里。他们战战兢兢地,语无伦次地,吞吞吐吐地,对老师说,他们发现孩子有偷窃行为。以他们贫乏的想象力,无法对孩子这一行为作出别种解释。他们再不会想到,就在他们说出“偷窃”这两个字的时候,孩子几乎是一生的命运便被决定了。老师听见这个情况时的心情极为复杂,应该说她是相当震惊的,同时她心里很奇怪的还有一种满足。她长期以来对这学生隐约的仇视和怀疑忽然间有了一个例证,这个例证也许和她的感觉并不十分相符,可她却来不及去分析和研究了。在此机会,她向家长反映了她对这学生种种不诚实的考察,使他们更加惶惑不安。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,他们发觉他们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,反而加剧了。这一个周末的晚上,他们家中愁云密布。他们没有一个朋友,可以为他们排解。他们无处求援,极其孤独地抵御着这不幸的袭击。这一个三层阁多么像一个孤岛啊!

    “阿康偷东西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开始只是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或走廊上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。後来,越传越盛,终於广为人知了。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阿康,待他迎向那目光时,又匆匆躲过,转移了方向。同学们明显地和阿康疏远了,再没有人同他游戏玩耍。阿康放学後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家,脚下踢着一粒石子,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挫败感。他想:所有的人都合夥对付他,使他陷於绝境。那时候,他还不懂得绝望,只是觉得深刻的无聊。什么都没有意思:读书,生活,老师,父母,没有一桩事情是有意思的。就在这样的时候,他读完了最後一年小学,上了中学。

    中学离家较远,坐电车两站路,有时候他走着上学或者下学,有时候他也乘车。有一回乘车的时候,他从身边一个女人敞开着的皮包里拿了一个皮夹。这是他第一次的偷窃,虽然他已背了很久偷窃的名声。他从那开口很大的皮包里捡出这个皮夹,从容而坦然,就好像是在拿自己的皮夹。那女人毫无察觉地下了车,车子又动了,人们表情漠然地看着窗外,摇晃着身体。然後车又停站,他下了车。这时候,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:他偷了一个皮夹。他浑身打起了寒战,牙齿轻轻撞击着,手心里出了冷汗。夜晚,父母都入睡了,他从被窝里爬出来,不敢开灯,凑着窗外路灯的光亮,打开了这个皮夹。皮夹里有八元三角钱,几斤粮票,几尺布票,还有一张月票,照片上是一个梳了一对长辫微笑的姑娘,大约是那女人年轻的时候。他将这张照片看了很久,然後用刀片在她脸上切了一个对角。望了这张破裂的笑脸,他心想:这个女人带了这些钱将要去买什么呢?他胳膊肘支在枕头上,双手托腮,心里非常平静。这些陌生的东西好像把他带去了很远的地方,那里的一切都是不为他所了解的。他将布票和月票撕了,这个普通的陈旧的皮夹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後也扔了,如果处理那笔钱,他动了很久的脑筋。那时,他还不懂得怎样花钱。後来,他一个人去老城隍庙玩了一趟,吃了点心,买了一些香烟牌子,在回家的路上,他就把香烟牌子撕了,塞进了废纸箱。总共只花了六毛钱,剩下的,他最终塞进床底下一个旧日的老鼠洞里,用半块砖头堵上了,这才了却了一件心事。然而,再偷一个钱包的念头却升起在心间,昼夜搅扰着他,使他不得安宁。於是,他又偷了第二个钱包,也是一个女人的钱包。这一个钱包是当时最为女孩们喜爱的那种娃娃钱包,色彩鲜丽的娃娃脸形上,有一对有机玻璃的眼睛一张一合,里边只有一块多钱,钱包却是崭新的。他不敢将这只钱包在身边留得太久,两天之後就扔进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垃圾箱。钱花得很顺利,都是吃掉的。吃,是最安全又最受惠的方法。以後,他基本都是以这方式处理钱的问题的。当他偷到第五个钱包的时候,被人抓住了。他眉清目秀,温文尔雅的样子使人吃了一惊,以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打他。人们将他送进了派出所。

    派出所的民警问他是什么学校的学生,多少年级,家住哪里,父母工作单位和姓名。他一一作了回答,不敢有半句谎话,他几乎吓破了胆,浑身哆嗦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,脸色发青,然後又浮起红晕。民警便认定他是个初犯,不再与他多话,将他关进一个小间。这派出所坐落在一条新式里弄房子里,他所关进的小间正临了後弄。初夏的日子,窗户开着,有小孩趴着窗上的铁栅栏往里看,“小偷,小偷”地叫他。他蜷缩在角落里,心里恍恍惚惚的,发起了高烧。他不晓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,天黑的时候,老师和父亲来了,将他从派出所领了出去。大约是晚饭的时间,小孩子们回家了,弄堂里静悄悄的,开满花朵的夹竹桃在风中沙沙地响,灯光柔和地映着家家户户的花布窗。他一边走着老师,另一边走着父亲,在两个大人的挟持下走出了弄堂。他昏昏沈沈地想到:这是往什么地方去呢?最後他们站在了马路边一盏路灯底下,他听见老师说:其实在他小学的品德评语里,就记录有他偷窃的行为,可是老师们希望他能痛改前非,所以才不提旧事,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可是他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,叫老师说什么好呢?他还听见父亲对老师说: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,并督促他向老师作了保证。父亲哀求的口吻是那么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他模糊的意识里,使了忽然间觉得非常可笑。後来,他得了一个警告的处分。

    阿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偷窃,这一次经历使他骇怕得很。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,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眼睛。可是,偷窃的诱惑却是那样不可抵御,假如他遇到了一个合时合适的机会,哪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将钱包放在最易得手的地方,他竟会痛苦得不能自已,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男人的钱包通常不会吸引他,而去偷窃一个女人的钱包就好像要去占有一个女人那样,使他心潮澎湃,欲念熊熊。这种强烈的欲望是以生理周期形式回圈出现,在那高xdx潮的时候,他简直不敢上街,不敢乘车,避免去一切人多的地方,然而他很难敌过诱惑。而他毕竟有过人的聪敏,在他心情和平的时候,还有冷静的头脑可作出精确的判断。他重新有过几次得手而没有失足,这渐渐滋长了他的自信。那种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作出决断的激动和紧张,使他很陶醉,敌过了他所面临的危险。为了寻找或者躲避这种行窃的机会,他离群索居,独自在街上游荡。之後,直到他读完初中,考上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为止,他已成了一名熟练的惯偷。

    在他中专二年级的时候,文化革命开始了,他没有兴趣参加运动,过着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家里的百无聊赖的日子。他没有什么朋友,只有一个外号叫大炮的同学,与他有些来往。那大炮是个贪小又好吃的角色,与阿康来往并不排除从阿康处揩点油水这样的目的,他从不去考虑阿康怎么会有这些油水,但日久天长,在大炮心里便也油然生起对阿康的真诚的感恩之情。阿康所以不反对和大炮往来,仅仅因为挥霍有时需要有个同伴或者观众,同时,大炮对他的巴结也使他寂寞的心得到了安慰。有时候,他自己并不吃什么,只是坐在一边看大炮吃,大炮贪婪的吃相和诌媚的眼色使他心里暖融融的。他还知道大炮老实而忠厚,就算被他看出一点破绽,也决不会坏事,况且他是什么破绽也看不出来的。在文革第三年的时候,一次清扫流氓阿飞的十二级台风中,阿康终於被拘留了。据说,这次台风将所有在派出所里有记录的人都刮了进来。可是,在拘留所的那些寂寞难耐的日日夜夜里,阿康将事情前後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,就觉得有些蹊跷。他想在他多年前的那次小小失足算不上是什么前科,决不至於被台风刮进。他觉得,有人一直在注意他并告发了他,是谁呢?如是警察,便衣,就不会等至今日,早早就落了网。他又想,能够注意到他的人,一定也是精於此道的,想到这里,他心里不由地一惊,打了个冷战。

    有一天,吃午饭的时候,身边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他说:小姑娘,这碗饭好吃不好吃?他转脸一看,见是一个剃平头的男人,高鼻梁,长眉毛,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。他心里一动,却不露声色,咽下口中的饭,慢慢地回答道:马马虎虎,譬如没有饭吃呢,也就凑合吃吃了。那男人笑了,又说:大家一同吃,就好吃多了。他沈吟了一会,说:我一个人吃惯了。停了一会,又说,我只吃自己嘴边的一口饭,吃不到人家的。那男人就伸过一只手,与他握了握。这时他心里便有些明白,这一个晚上,他没有睡着,在彻夜明亮的灯光里闭着眼睛,他隐约觉得,这个平头的影子从此将跟随了他,他想这是凶多吉少。他看出这是一个杀人都敢的角色。他的心彭彭跳着,说不出的害怕。有一霎那,他已经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。这时候,他才觉着了悲哀,他想,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有意思的呢!以後的几日里,他发现虽然他不认识这里的人,可是这里的有些人却似乎对他不陌生,“小姑娘”、“小姑娘”地喊他。他心里极度的紧张,表面上却很平和,常常说一些笑话,逗得大家很乐。而在夜晚,他却一个恶梦接着一个恶梦,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湿透了衬衣,然後再焐干。他发疟疾似的一阵冷一阵热,以为自己得了重病。可是天亮以後,他又没事人一样,与人平静地说笑着。

    三个月之後,父亲将他接了出去,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,就分配去了安徽。离开上海的时候,他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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