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

    妹头的短发,不像她那个年纪的孩子那样,中间挑一圈头路,系一个小辫。她是正中略偏一些的地方,分开,额前留几络不规整的散发,然后用火剪烫得蓬松了。发少的一边,挽在耳后,发多的一边,就由它垂下来,遮住一些脸颊。这果然使她成熟了不少。妹头的脸是一种略短的瓜子脸,这种瓜子脸是比较俏丽活泼的。她的眼睛是杏眼,分得较开,就使脸相变得开朗了。因为眼睛分得开,鼻梁这儿就自然显得有些平,事实上,从侧面看,她还是有鼻梁的,甚至算得上挺拔。但这一点埋没无碍大局,相反还给她带来另一样好处,就是年轻。尽管她远远没到需要显年轻的时候。也是这样的弄堂里的流行观点,说塌鼻梁比高鼻梁显年轻。妹头的嘴很好,是标准的嘴形,画上画的那种,端正。在后来看来,是嫌薄削了一些,因为后来都时兴夸张的唇形。但在妹头的那时候,这样的嘴形却是最好了,又秀气,又能言善辩。妹头的下巴略显尖了一些,这也是从后来的观点看,后来人们的审美越来越倾向欧式,或者西亚式,要大而饱满的,有轮廓的下颔。其实,妹头的尖下巴,正是她的瓜子脸的一部分,是很协调匀称的。所以,妹头的长相称得上完美,没什么可挑的。但妹头的好看不是风头很健的好看,因为缺少一点光彩和气度,也是和她的聪明才智一样,在小圈子里算头挑。不过,妹头对好看不好看,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,并不人云亦云,因此,她对自己还是满意的。

    就这样,妹头在各方面都要比玲玲略胜一筹,这是在有意无意之间,玲玲成了妹头好朋友的原因。玲玲的性格也和她的长相一样,比较淡泊,基本由妹头摆布。只有当妹头暂时抛弃了她,倾向于这一伙中另一人选,而她也不得已只能与第四个人为伴,才会对妹头做出小小的背叛。这背叛也是在一个固有的同盟内部,相对而言的。但是就像所有的多子女家庭的,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,玲玲是小心眼的。这就使得她对妹头的背叛,变得比较严肃起来,两人之间便会发生一些认真的龃龉。这也是她成为妹头好朋友的原因,妹头并不需要完全的服从,她也是要一些不尽一致的可供互补的立场的。所以,这样好好坏坏的,两人从幼年到上学,再从小学到中学,都是一个圈子里的,要好的朋友。

    玲玲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输给妹头的,至少有一项,是妹头所没有的优势,那就是她的二姐姐。玲玲的二姐姐要比她大六岁,当玲玲还是上小学时,二姐姐已经初中毕业,并且分配到了这条街上的,以荤素豆皮和生煎包子著称的一家国营饮食店里当服务员。在这样的弄堂里,上大学是做梦,去新疆农垦也是做梦,做的是噩梦,现实是,在家里做社会青年。每一条弄堂里,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,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,竟还追赶着摩登。住在这条街上,又是个青年,命运再不济,也逃脱不了摩登的浪头。在摩登的下面,其实全是青春的苦闷。不说远,只说近,玲玲的大姐姐,二姐姐上面的那一个,就是社会青年。现在,二姐姐却有了工作,进去就领薪水,一年一加薪,三年满师再是一大加,劳保也有了,福利也有了,将来的退休金,也有了。还不是那种,大杨浦的,三班倒,流水线的操作工,而是市中心,淮海路,国营店里,除了薪水,还包一日三餐,随便舀的经济汤,都是小排骨或者鸡骨汤,一月只需交九块钱伙食费。玲玲的二姐姐,也正应了人们中间流行的说法:"阿大憨,阿二精"。她不仅精,还运气好。妹头和玲玲有时候到二姐姐工作的店里,去看她。她们不敢进门,就在店门外面,偷偷地朝里看。看见二姐姐穿了一身洁白的工作服,托着盘子,脚步轻盈地在店堂里穿行。她灵巧地绕过方桌和椅子,身姿非常好看,就像舞蹈。有顾客问她什么,她不屑于回答地不作一声。在她的压着带褶边的白帽子的几络卷发底下,是一张白净的,娇小的,绷得很紧的脸。只有当她收走一托盘碗碟,走出店堂,在店堂和厨房之间的过道里,遇到老师傅和同事,她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,说一句很简短的话。这有些像一个自信的女演员退下舞台,走到后台时候的表情。妹头悄声对玲玲说:你二姐姐是粉质皮肤。粉质皮肤就是像敷了一层粉似的皮肤,这种皮肤特别显白,细致,匀净,而且晒不黑,缺点就是容易长雀斑。可她二姐姐连这点都很幸运,她脸上没有一个雀斑。

    因为有这样幸运的姐姐,玲玲也变得骄傲了,妹头呢?则对她更在意也更要好了。星期天里,她们站在台阶上,高大的门廊上方,突出的水泥檐投下的荫地里面,看玲玲的二姐姐在太阳地里晾晒洗好的衣服。这条弄堂的前边是一个小学校的操场,用竹篱笆墙隔开着,弄堂里的人,就将晾衣服竿一头搭在竹篱笆墙上,一头搭在窗户顶上。这里的窗户都有着突出的雕花的水泥护檐。她二姐姐先用丫叉将晾竿取下来,揩拭干净。她用抹布也很有讲究,叠成六叠,擦一遍换一面,每根晾竿揩拭三遍,揩拭完四根晾竿,正好面面俱到。她把揩干净的晾衣服竿暂且一头搁在窗台上,另一头插在低处的篱笆缝里,等晾满一竿就送上高处,架牢,再用丫叉送上这一头。衣服的每一个部位她都要扯平整了,卷起的口袋沿拉上来,窝着的衣领抻开来,袖管,裤管,更是要绷了又绷。裤子,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,穿进一条腿,垂着一条腿,而是要将垂下的裤管用衣夹夹在穿进的裤管上,这样垂下的裤腿就不会垂荡得长出一点,也不会因为擦着过路的人的头顶蹭脏了。妹头注意到她还特别地沿了衣缝掐过来,掐过来,使劲地一神。妹头领会到这是因为缝衣线往往更容易缩水一些,就将两面衣块收紧,皱缩起来。这样一掐,一抻,就把线捋直了。所以,玲玲二姐姐穿出来的衣服才能像熨过的一样,特别平服。二姐姐晾满了四竹竿的衣服,回去整理整理,就出门去了。

    她是娇小苗条的身材,穿一条花布长裙,系在白衬衫外面,腰上紧紧地箍一根白色的宽皮带。头发是电烫过的,在脑后扎两个小球球,额发高高地耸起,蓬松的一堆。肩上背一个皮包,带子收得短短的,包正到腰际。这是她这样刚出校门,又走进社会的女青年的典型装束,标明了受教育和经济自立的身份。许多社会青年也这样装束自己,可到底掩饰不住内心的空虚,表情是落寞的。玲玲的二姐姐则是自信的,她绷着一张粉白标致的脸,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弄堂,去度她的假日。人们传说她有男朋友了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年龄阶段,相差五六岁几乎就像隔了一代,怎么赶也赶不上似的。妹头看着玲玲二姐姐,就是这样的心情。她对日复一日的上学,下学的生活,简直都是灰心的。所以她的成绩没有太坏,而是保持在中游水平,那只是因为她的聪明,以及恪守义务的天性,她认为读书是她应尽的义务。事实上,她对书本上的知识是谈不上有什么兴趣的。弄堂前边的操场,就是妹头他们小学校的操场。下午放学回家,隔了篱笆墙,听着那些晚放学的班级在操场上体育课,吵吵嚷嚷,夹着老师的口令,哨子,还有呵斥,她好像从局外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不幸。这时候,她就像个淑女一样,坐在门前的台阶上,用绷箍绷了一片枕头布,绣着花。妹头她们的小学校,就是间在弄口的民居里面,教室,办公室,都是东一处,西一处的。弄堂里的孩子,听到打预备铃了,再奔去上课,也来得及。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,妹头还没上学,哥哥已是三年级学生了,两节课后的大休息,他都来得及奔回家,吃一碗猪油拌饭,再奔回学校。这条弄堂又地处闹市中心,课堂外边就是繁华的市面,下课时,女生们拥在窗前,点点戳戳地看着街上走过的摩登男女,还有对面橱窗里皮鞋的样式。她们给街上经常出现的人物起名,比如,"淮海路上一枝花"。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青年,家住在这条街上的某一条横马路上,她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,有时手里托着一包油浸浸的熟食,有时是几条固本肥皂,还有时是一卷布。眼尖的女生甚至能看出这是一卷短裤的裤片,还是一卷龙头细布的口袋布。虽然是为了这些琐事进出,"淮海路上一枝花"依然穿得很正式,丝袜,皮鞋,过膝的裙子,衬衫的袖口端端正正地扣着扣子。她也是烫发,但不是妹头妈妈那样的短发,也不是玲玲二姐姐的蓬松额发,脑后扎两个小球,她是长波浪,可又不是披散在肩上,而是做成束发的样式,额发略有些小波纹,但比较平服自然。这种发式多是电影明星做的,摩登里带几分艺术气。她的头发又特别黑,衬着她端正小巧的额,鼻,脸颊,和下颔,分外秀丽。她有一件黑白格子的呢外套,下面配着舍味呢的长裤,特别和这发型合适,真是醒目得很。有一次,大约是匆忙出门,她竟穿了一双拖鞋,露出了赤裸的脚后跟。裤子也是家常的,人造棉裤子,洗白了,她又走得急,裤腿就裹着她的身子飘动摇摆着。女生们都傻了眼,心里激荡起一股嫌恶和羡慕夹杂的感受。望了她从马路对面走到这面,再走到马路那头,拐了个弯,消失了。玲玲忽然说了一句:"真像是马路天使。"大家并不知道"马路天使"是什么意思,但都觉得,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。妹头尤其吃惊玲玲会说出这样精辟的话,并且还说得那么冷静,就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,几乎要对她刮目相看。这些名词都是从她姐姐那里听来的,有姐姐就是好,眼界都开阔。

    女生们还很狂热地崇拜于追逐一名年轻的女老师,学校的大队辅导员。她其实并不漂亮,脸部甚至还有些缺陷,就是她的下巴略有些短,装束又很朴素,总是白衣蓝裙,一双横搭袢皮鞋,还有些土气地留着一对垂至腰际的长辫子。但是,她确是有一种风度,严肃,端庄,文静,姿态则很挺拔。这使她有些像女演员。女生们为了学习她,都留起了长辫子,走路也挺着腰,端直地,目不斜视地,一步一步迈着。女生们干什么都是一窝蜂,有一些是真喜欢,有一些则是盲目的,瞎凑热闹。妹头就不,她没有加入潮流。她并不喜欢这位辅导员老师,她觉得她有点官腔。她尤其不喜欢辅导员那口咬得很准的,朗朗的普通话,这加深了她的官腔。她宁可去喜欢学校里另一位男老师,美术课的李老师。

    李老师是一个精神略有些委靡的男人,传说他曾经患有结核病,从大学退学,病愈以后就来到这所小学校来教图画课。他的脸黄而瘦削,头发却偏偏比较长,也不是那种时髦的,经过修饰的长发,而是没什么型的,不经意而留长了。额发本是想朝后梳,却没有梳平,于是便竖着。在春暖很久的天气里,他还穿着一件棉袄,蓝布罩衫的袖口很长地盖在手背上,中式的连肩的衣襟从他单薄的背膀上垂挂下去。看上去,他就像那种穿长衫的旧式的男人。可他一旦脱了棉袄,换上一件毛蓝洗白的中山装,忽然又年轻起来,你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少年人,而且很新派。上课时,他夹了教具走进课堂,将东西一放,就转身在黑板上作演示,同时简短地解释几句。他画得非常娴熟,自然还流露出不屑:画这点东西,还不是毛毛雨?这样,大约占去有三分之一的课时,还有三分之二时间,他就让同学们照他的示范画,自己则坐在黑板一侧的下方,静静地等待下课。他虽然是有些病态,但出于幽默的天性,他并不忧郁。他脸上带着懒散的温和的笑容,略带打趣地批评学生,学生要是画得实在糟糕,他就说:"怕来!""怕来"是上海话形容难看的说法,好看则是"趣来"。"来"是语气词。他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,不带任何乡音,比方苏州,宁波,或者本地的口音。苏州腔多少有些狎昵,尤其是男人来说,就有些轻佻;宁波音呢,难免有些卖弄风趣,便油滑了;本地话,指的是上海郊县的土语,倒是老实,可委实又太乡气重了。所以,这些口音多半是有些俚俗。上海话本又是杂合之音,总是要有侧重的,偏偏李老师说的一口没有习气的上海话。他又不是刻意地,一字一句去咬,而是轻松,随便,自然。有一些难发的音,他一吐口就是。比如仙鹤的"鹤",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,他就这么发音——"鹤"。他说话的声音不响,可也不是有意的轻柔,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,还是带些懒散。妹头中意他的,就是这口上海话。还有,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。那种昂首挺胸,理直气壮的男人,会让她觉得有官腔。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,理直气壮的语言,所以是官腔的语言,而大队辅导员,则是个官腔的女人。总之,妹头不喜欢官腔,而颓废气,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。所以,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。无意识地,她对图画课也比较别的课更有些兴趣。当然,也是一般的兴趣。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,只是能过得去而已。不过,有一次,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。就像方才说的,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,画完之后立即交上,当场批了分数,便可离开课堂,不必非等下课铃响。这一次,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,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:朱秀芝。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,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。他问道: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?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,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"秀"字,总有点特别,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,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"朱秀芝"的名字。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,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。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,还是相当有兴致的。妹头回答"是",李老师就说:你哥哥很巴结的。"巴结"也是上海话的说法,是"努力""不放松"的意思。

    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,可表扬了哥哥,妹头还是很高兴。妹头在家受宠,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,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。不用谁来告诉她,她都知道,哥哥是比她重要的。他们这个家,在父亲母亲之后,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,那就是哥哥,而不是她。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,和奶奶,弟弟合一张床。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,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,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。甚至,空气都不一样。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,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。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,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。哥哥睡在这里,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。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。他是祖母带大的,就不怎么和父母亲,保持着一点距离,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,却是不言自明的。父母很少呵斥他,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,很郑重似的,好像是平等的关系。也或许是天性使然,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,稳重的孩子。他不像妹头,把弄堂当家的。他很少到弄堂去,弄堂里的人说起他,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,慎重的口吻。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,大喊大叫时,她会陡然地停住,喝道:轻一点,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!"大弟"是她哥哥的小名,她这么称呼他,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。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。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,像男式衬衫的领子,肩背,袖口,她都会做。其时,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,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,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,所以,渐渐的,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,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,让妹头来缝制。这个,妹头也很骄傲。

    哥哥比妹头大三岁,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。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,从妹头的弄堂,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,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,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,再晚些,则是眼保健操。乐声虚无飘渺地传来,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。这条弄堂里的孩子,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,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,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,民办的中学。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。晚上,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,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,妹头呢,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,小弟反正还早,大弟上到大学,他才上初中,就算他考得取大学,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,出道了。他们讨论到此,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。隔壁公寓里,不是有个大学生,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,结果成了右派吗?那不行,大弟不能去外地,宁可妹头去,还有小弟呢,小弟功课不好,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!当然,小弟也不能走,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,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,也好。讨论到这里,就有些讨论不下去,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,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。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,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。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,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,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,可也并没有大难过,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,也只有这样了。这好像不仅是妹头,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,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。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,多少是有些旧式的。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,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。其实一点也不奇怪,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,在某一面上,甚至是相当封闭。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。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,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。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,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,就和这封闭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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