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茅岭纪事.3

    然后我们将她送回去,再接出第二个。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,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,卷着裤腿,低着头又绣了几针,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。她个子很矮,脸相有些怪,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,也没有风情。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,伞让风吹走了几步,我等她直起腰来,心想: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!

    走进门,我们就向她道歉,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。她说没关系,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。可是大家都叫苦呢?我们说。她笑了一下,说: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,这些人,吃官司都吃不来!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,我们不由都笑了。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,有点脆,而且,口吻很幽默。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?我们问。第一次,扒窃;第二次,卖淫;第三次,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——她不紧不慢他说道,我们就又笑,心里愉快得很,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。再不用我们多问,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: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——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因了,在她很小的时候,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,留下儿女们,她是最小的妹妹。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,那时,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,在那里唱歌,还跳舞,有时也演些小剧。有一次,春节前,她乘船回上海过节,船到芜湖的时候,上来一群男生,就坐在她们对面。上来之后,他们就开始讲笑话。他们这一讲,她们不是要笑吗?她说。好,就这样,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,认识之后就结婚,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,结了婚后,两人都没有回去,一直住在上海。不久,丈夫却忽然被捕,这时,她才知道,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。他所在的农场,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。而她已怀孕了。于是,从此以后,每到探望的日子,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。后来,则是背着儿子,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。这时候,她也开始偷东西了,偷东西成了他们母子的生活来源。总算,丈夫刑满回沪,她想,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!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,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。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,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,告发她的偷窃行为,护照被没收,人被劳教两年。解教后回到上海,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,也有了工作,过了一段太平日子。有一日,她因工伤提早回家,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,两人便大闹,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,结果是离婚。她回到娘家,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,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。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,免不了要冷言冷语,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,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,有这样一个妹妹,实在感到羞愧难言,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。家里的日子不好过,她就到街上去,到街上去做什么呢?斩冲头,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,让他们请客跳舞,喝咖啡,吃饭,等等。会"斩"的人往往无本万利,不会"斩"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。要知道,这世界上,什么都缺,就是"冲头"不缺,她说,在她叙述的过程中,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,急切地问:后来怎么啦?后来怎么啦?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:你别吵,听她说下去!她也说:你听我说啊!然后不慌不忙他说下去,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。在"斩冲头"时,她认识了一个青年,这青年迷上了她,再也离不开她了,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,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。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,再继续斩她的"冲头"。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,跟随着她,终于感动了她。他们两人,再加上她的儿子,组成一个三口之家。生活很艰难,靠贩鱼为生。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,回不去了,就辞了工作。在寒冷的冬天里,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。她终于病倒。在她养病期间,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,每天早晨出去,晚上就带回蹄髈、甲鱼,母鸡,煮了汤给她喝。她问哪里来的钱,他说是今天生意好。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,又加追问,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。他向她保证说,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,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,总算没有出事。这时候,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,他仍没有结婚,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。他向她介绍生意,组织南下卖淫,后来事情败露,他被第二次判刑,她则第二次劳教。我的事情呢,就是这样!她最后说道。我们都已听得出神,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,我想:她是个聪敏人啊!已经透彻了似的,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,妙趣横生。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,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,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,叫人忍俊不已,却不敢多想。我们笑声不断,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,却不动声色。我们再问她,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。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,儿子叫他"叔叔","叔叔"大不了儿子几岁,也管不了他,儿子不听话。有时叫他去"放烟"他不肯(放烟即贩卖外烟)。有时去"放烟"了,却将本钱利钱一起卷走。她写信去对儿子说:不可以这样对叔叔,叔叔苦,"放烟"这碗饭不好吃得很,遇到警察,收得不快,就得充公。她还写信去问邻居,叔叔对儿子好不好,邻居说,叔叔好,叔叔对儿子只有这样好了!我们说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!是呀!她说,他待我是好得很!探亲的条子一寄过去,几天以后人就到了,大包小包的。再过几天他又要来了,如你们不回上海就可看见他了。我们队长说: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?我看看你又没什么好!我说:我也不晓得,你们问他自己去吧!半个月前他来信说,儿子撬了橱门,把钱和叔叔的西装偷了,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我们问,儿子已经能穿叔叔的西装啦!呀,儿子很高,长得非常漂亮,小时候,曾被歌剧院舞蹈队挑去,他吃不了苦,逃了回来。这小鬼迟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。这样倒也好,我也希望他来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,我们问"吃人民政府的饭"是什么意思,她说就是吃官司的意思,在这里都这么说。

    从此,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,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,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,却没有那个青年,直到我们走后。

    当我们与她分手时,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。她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聪敏。可是,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,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理?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,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。一切的发生,又都缘于这长江轮上的邂逅,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,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?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她?她总是说,他会讲笑话,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禀赋?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,谈话间,妙语连珠。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,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。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,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。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,队长们说:"又是和她谈吧!"每一回记者来访,都派她去谈话,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,皆大欢喜。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,她虽从不打小报告,却也从不被人报告,她也能与队长顶嘴,顶完之后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。她从不与人争吵,也无人敢欺她,她还使人很开心。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,很摆平。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。我想,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:吃得来官司。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。官司是什么呢?就是"吃人民政府的饭"。

    无论怎么说,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,比较别的中队,确实"吃得来"官司些。

    中午时,雨停了,太阳出来了,照耀着茶林,一片油绿,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,这情景是好看的。我们收了伞,送她回三中队吃饭,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,她喊她"娟娟",还告诉我们,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,在伦敦;娟娟这次"二进宫"也是冤枉官司,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,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,她不允,正拉拉扯扯时,公安人员撞了进来。她至今也没有承认,天晓得是怎么回事。娟娟长得不俗,高大健美,气质很大方,字也写得端正。

    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,她的事情,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。她二十七岁的年龄,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,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。据说,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,下山回家,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。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,回沪后不久就去寻找门路,经人介绍,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。一日,他们谈好买卖,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,然后就发生了关系。事后,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,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,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,她矢口否认,态度相当强硬,爱理不理的。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,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,心里却慌了,她想:这事如说出去,会怎么样呢?事情是只这一桩,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,会不会一次做十次判?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!这时,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,去她家看她,见她愁眉不展,问她有什么事,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。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,承办员说,我们并不是要搞她,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,证实口供,将那人的案子结束,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,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,第二天,她便将这事交代了。不料,却判了她三年,队长说,她前两次劳教期间,都比较文静,态度也温和,不太与人争执,有相当的自控力。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,与人打架,性格变得非常暴烈,队长们对她说: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,判的事不归我们管,我们不知道,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。你要不服,可以再写申诉,自己不会写,我们替你写。而她则大哭说,她不写申诉,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,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,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,坦白从宽,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!她横竖是要出去的,出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做坏事的,她横竖是要和这社会作对的!

    她来到我们面前,三句话出口就哭了,她说她恨这社会,恨这世界,恨所有的人,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!她头发削得短短的,穿一身白衣白裙,中等偏高身材,匀称结实,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,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。她家住在淮海中路,兄弟姐妹多人中,她与妹妹最好,可是妹妹死了。说到妹妹,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,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,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。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,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,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,女孩后来自杀了。她说: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,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,门门功课优良,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?我饶不了我父亲,我恨他,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,我看了就恶心!想起往事,她恸哭不已,充满了绝望。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。她说她十八岁那年,第一次被抓,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,从此,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。她这次来后,既不要家里寄钱,也不寄去探亲条子,我们说,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,让他们来看你呢!她说:不要,不要,我不能让我妈妈来,她已经六十多岁了,身体不好,这一路上难走得很,荒山野地的。假如——她的眼泪忽然止了——假如我妈妈不在了,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,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,让他带这带那,大包小包拎着,上车下车,再搭农民的拖拉机,荒山野地的跑着来,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,泪如雨注。后来,她渐渐地平静下来,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,雨后的阳光照射着她,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,看上去,她竟是很纯洁的。我们嘱她既来之,则安之,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,我们回上海后,一定帮助她申诉,她说没有用的,我们很有信心他说我们要试一试。然后,她就走了。

    又一辆拖拉机到了,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,门前嘈杂起来。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,门却被粗暴地撞开,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,探身进来,说道:队长呢?又退身出去了。

    傍晚,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,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后座,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、身坯粗壮的老人,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,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,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道路,落日很绚丽,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沉,那男人则一脸沮丧,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。他们是谁呢?

    下车后,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,在服务台办理住宿,心里很好奇,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,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,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做"柏店",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,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。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。当那男人交涉时,老人在店前徘徊,带了勃勃的怒意,好像一头困兽,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。终于办完手续,三人就走进走廊尽头的房间,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。终于没能说话,只得遗憾地离开,去饭厅吃晚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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