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茅岭纪事.1

    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,气温高达三十六度,小车没有空调装置,烈日晒透了车顶棚,中午时分,却又抛锚。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,想去找一点水洗脸,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边,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。后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,就买了冰棍。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,已近三点。晚上,场部为我们接风,还安排看一场电影《大侦探》,因这一天又热又倦,便谢绝了电话。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,有许多参天的大树,且又泉水淙淙。可是展目望去,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,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,被骄阳最后的光热,烤的得焦枯了。以后才知,这是丘陵地带,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,冬天则更寒冷。

    到白茅岭来采访,原因是有两个:第一,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;第二,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。就是说,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。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?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?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?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。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,我每逢周五这一日,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。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,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,比如产后继续请假的障碍,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,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暴,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;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,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。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,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。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,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,私有观念比较重吧!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,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,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,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,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我想:就在这一刻里,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,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?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。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,有一日,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,诉说一段冤情:这女儿已嫁到男家,有一孩子,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,周末才回。楼下住着公公,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。一日清晨六点,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,便叫捉贼,并上前扭住,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,公公一惊,松了手去,那人夺门而去,刀却落在地上,据认,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。于是公公兴师动众,叫回儿子,逼着媳妇说出隐情,媳妇大叫冤枉,被责打了一个通宵。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,结果是: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;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;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,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。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,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,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,于是就来到了妇联。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,可能性极多。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起,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,却也毫无结果。后来,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,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。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,充满了暗示和预兆,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,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,终于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。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,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,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,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,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,人们的故事己告一段落,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,这不符合人权精神,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。

    炎热使我意气消沉,由于电力不足,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,有气无力的,灯光也昏暗。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,隐在路灯下,路边是一些花圃,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。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,已经有许多记者、作家,编剧、导演去过那里,写回许多报告,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,名叫《女警官》,近日就要上演,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。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。

    早晨,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,就去路口等着上车。原先,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,使干警们很不方便。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,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,孩于就无人照管了。在白茅岭农场,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:干警。现在,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,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,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伙子。七点半时准时开车,沿途会停几次,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,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:"谢谢爷叔!"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,将"叔叔"说成"爷叔",虽然,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,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,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。

    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,起伏蜿蜒,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,便扬起漫大的尘土,蒙住了视线,路边是茶林和稻田,柏树总是孤零零的,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。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,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,跟了母亲到这里来。其时,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,建起茅草的房屋,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。

    到了女劳教大队,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,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。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办的,"文革"中停办,一九七二年时再成立,是中队的规模,一九八四年又重为大队。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,目前是三百多。在编干部九十二人,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,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(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),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。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,有正副大队长三人,党支部书记一人,正副中队长共八人。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。三中队称为"二进宫"中队,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。一百零六人中,八十一人曾经劳教;十一人妇教(即妇女教养所),判过刑十人;少教过四人。四中队名叫"出所中队",是临近解教三个月前转入的,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,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。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,"流氓"百分之八十七点六,"偷窃"百分之九点七,"诈骗"百分之一,"其他"百分之一点四。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,然后读书、学习、队列操练,等等。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,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,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、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。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,很难有熟手,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。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,交通不利,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,工厂往往把难做、利薄的活儿给她们,条件又极苛刻。于是在我们去到白茅岭的时候,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,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,只听其声不见其人,到处是她的指令,不可违背,刻不容缓。在此同时,文化统考逼在眼前,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,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。

    下午,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,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。卡片做得极其简单,有一帧小照,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,激发不起想象。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,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,最后,我们还是兼顾考虑,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,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。年龄则"老中青"都有选择,"老"是指四十岁以上,"中"是三十岁以上,"青"则是二十岁上下的。后来,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。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,比较有"故事",可是我们也发现,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,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,使我们也怀疑: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,这是后话了。

    傍晚回场部的途中,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,早晨干干净净的一身,这时已泥猴一般,手里还用塑料袋提了一兜水,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。天气还是炎热,夜间一声闷雷,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。

    这一天开始了采访,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,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,她们描绘她道: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,很文雅,长得也很清秀,肤色白净,高鼻大眼,说话毫不粗鲁,教养很好似的,从不与人争吵,也不与干部顶嘴,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,自行其是。比如,队长喊集合,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,只有她躺在床上,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:起来!她才慢慢坐起来说:起来吗?喊她做活,她很温和他说:我不会做啊!于是就教她,比如钉扣子,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,别人还要下功夫拆。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,队长受不了她,只得由了她去,她便不去劳动,每天坐在床沿,很惬意的。她声称她会英语,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,弄得人不知所措,这天,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,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,住单人房间,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。同时,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,想找个医院为她做精神病鉴定。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,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,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,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。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,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,我感觉到了期望,她们说:你们作家和她谈谈,会不会有结果呢?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,虽是管教和被管教,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,相比较而言,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,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,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,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,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。我很想试一试,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做医生,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,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。也许,我想,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?

    然后,她来了。如她们所说,她文静而清秀,中等身材,偏瘦,头发齐颈项,一条淡黄色的短裙,外罩一件豆沙色的夹克衫,脚下穿了白袜,一双搭袢黑布鞋。她的眼睛很大,神情很安详,还有一些茫然。队长告诉她,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,要与她谈话,她要有问必答,老老实实的。她说:好呀,好呀。声音有些飘浮,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,然后,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。二中队的院门锁着,有一个身材高大,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,并向我们微笑,她的眼睛很黑,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,有些发窘似的,开始没说话,互相看着,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,态度很闲适。过了一会,我问她: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?她歌唱似他说:不知道啊!我又间:你什么时候出去呢?她说:不知道啊!我碰了钉子,心里有些恼火,又执著地问:你为什么进来的?她微笑了一下:不知道啊!我按捺不住了,就带了一点攻击他说: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!她还是微笑着,说: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,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!我还想请教你们,究竟什么是劳教?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:我要读法律的书,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?什么是劳改,什么是劳教,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?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,全是砂子,你看我身上长出这么多东西,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。她卷起袖子给我看,我说那是蚊于咬的,她不屑地一笑。这时,我们已通过门卫,到了大队部,她坐在我们对面,坐相还端正,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。应当问什么呢?心里不由有点惶惑,停了停,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,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,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。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,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?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?她说,不上班当然很开心,咖啡馆坐坐,逛逛马路,这时,她忽然抖起腿,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。她不再有笑容,目光里有一种紧张,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,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,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。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:做你的老师很累啊!她就笑,声音银铃似的。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,又坐了一会儿,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。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,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,我很注意地看她,她也看我,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,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。中队长们说,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,能活活地将人气死,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,和她说什么,她都不好好回答,只一味神秘地笑,哥哥就要揍她,母亲则哭个不停。她进来的原因是愉窃和流氓,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,一九六三年生,判一年半劳教,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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