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爱比尔.3

    这是又一场新戏剧,两人重换了角色,说话的语气都变了。这回他们扮的是幽灵,专门在老房子里出没的,弄出些奇异的声响。他们看着对方的脸,看见的都不是真人,心里都在想:这一切多么不可思议!这就是他们彼此都离不了的地方:不可思议!换了谁都做不到,非得是他们两人,比尔和阿三。有时他们赤裸着相拥在窗前,揭了窗帘的一点角,看着马路对面的楼房,窗是黑洞洞的,里面不知有什么人和事,与他们有干连吗?这旧窗幔和旧墙纸围起来的世界,比华泾村的更有隔绝感,别看它是在闹市。从这里走出,再到灯火通明的酒店,两人都有些回不来的感觉。隔着桌子,比尔的手还是搭在阿三的手背上,眼睛对着眼睛。在这凝视中,都染了些那老公寓的暗陈,有了些深刻的东西。

    要是换了中国的外交官,就会离开阿三了,可比尔的思路不是这样的。他只觉得他和阿三都是很需要,都很快乐,这是美国人在性上的平等观念。于是,阿三也避免使自己往别处想,她对自己说:我爱比尔,这就够了。她真以为自己是快乐的,看,她跳舞跳得多欢啊!大家都为她的旋转鼓掌,她也为人家鼓掌。每当比尔说出一句有趣的话,她就笑个不停。好好地走着,她一下子猴上比尔的背,让比尔背着她走。然后再倒过来,她来背比尔。她哪背得动他呀,只不过是让比尔趴在她背上,迈开着两腿自己走着。比尔一边走,一边唱他大学里啦啦队的歌谣。这时候,阿三多高兴呀!谁能比她和比尔玩得来?

    可是,谁知道阿三一个人的时候呢?

    这间阴沉的公寓房子里,什么都是破的。天花板那么高,阿三在底下,埋在一堆枕头里,快要没有了似的。阿三自己也忘了自己。这么一埋可以整整一昼夜不吃不喝,睡呢,也是模棱两可的。没有比尔,就没有阿三,阿三是为比尔存在并且快活的。这间房子,是因为比尔才活起来的,否则,就和坟墓没有两样。现在,连华泾村的菊花都是遥远的,那时候,对比尔的爱还比较温和,不像现在,变得尖锐起来。阿三有一个娃娃,穿着牛仔背带裤,金黄的头发蓬乱着,像一堆草,手插在口袋,耳朵上挂着"随身听"的耳机。阿三在他的背上写下"比尔"的名字。她将它当比尔,不是像中国传统中的巫术,为了咒他,而是为了爱他。

    比尔的假期就要来临了,这一去就是几十天。比尔说:我会想念你的,阿三。阿三脱口而出:你们国家的外交官,可以想念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吗?话一出口,阿三便为她的狭隘后悔了。不料,比尔却笑了。他并没有听出阿三讽意,他甚至没有联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,他笑着说:我已经在想念了。阿三就更懊恼了,想这比尔心底那么纯净,没有一丝芥蒂。别看他比自己年长,其实却更是个孩子。这么大这么大个的孩子,是多么可爱啊!阿三将脸埋在他的怀里,想着自己与他这么样的贴近,终于却还要离去,忽然就一阵伤感袭来,顿时泪流满面。比尔以为这是快乐的眼泪,这使他激动起来。这一回,阿三从头到底都在呜咽,比尔在呜咽声里兴奋地喘息。他的脸叫阿三的泪水浸湿了,阿三的伤感也传染给了他,他也想哭,但他以为这是由于快乐。

    比尔临回美国度假前还来参加领馆的大型酒会,为欢迎大使从北京来上海。阿三也去凑热闹了。一进门,便看见比尔身穿黑色西装,排在接客的队伍里,笑容可掬的。他头发梳得很整齐,脸色显得十分清朗。当他握着阿三的手,说"欢迎光临"的时候,阿三觉着他们就像是初次见面。阿三今天也穿得别致,灯笼裙裤底下是一双木展式的凉鞋,裸着的肩膀上裹着宽幅的绸巾,耳环是木头珠子穿成的,头发直垂腰间,用一串也是木头的珠子拢着。比尔忙中偷闲地走过来,说了声:你真美!这非但不使阿三感觉亲密,反觉着疏远,是外交的辞令。她看着英俊的比尔与人应酬着,举手投足简直叫人心醉,真是帅啊!阿三手里握着一杯白葡萄酒,站在布满吃食的长餐桌边,等待欢迎的仪式开始。人们三三两两站着,说着,也有像她这样单个的,谁也不注意谁。此时,阿三体验到一种失落的心情。

    露台下草坪周围的灯亮了,天边的晚霞却还没褪尽。人越来越多,渐渐拥挤起来。其中有她认识的一些人,画界的朋友。看见阿三就惊奇地问:阿三,你没走?阿三反问:走到哪里去?朋友说:都传你去了美国。阿三笑笑没答话,朋友就告诉她,某某人去了美国,某某人也去了美国。正说着,人群里掀起一阵小小的浪潮,又有新人来到。是一个女人,穿一身黑套裙,身材瘦高,雍容华贵的样子,可却扬着手臂大声地说话,声音尖利刺耳,有着一股粗鄙气。她显然是这里的老熟人,许多人过来与她招呼。不一会儿,身边就簇拥起一群,众星捧月似的。朋友告诉阿三,这是著名的女作家,人们说,凡能进她家客厅的,都能拿到外国签证。女作家旁若无人地从阿三身边走过,飘过一阵浓郁的香水味。还有她尖利的笑声。人群拥着她过去,连那朋友也尾随而去了,这才看见对面靠墙一排椅子上,坐着两个昔日的女影星,化着浓妆,衣服也很花哨,悄悄地端着盘子吃东西。还有一些人则端着盘子徜徉着吃,大都衣着随便,神情漠然,显见得是一些科技界人士,与什么都不相干的样子。阿三远远看见了比尔,在露台下的草坪中央,与几位留学生模样的美国女孩交谈着。

    人渐渐聚集到草坪上。由于天黑了,露天里的灯变得明亮起来。女作家也在了那里,又形成一个中心。大厅里只剩下那几个学者,老影星,还有阿三。穿白制服的招待便随便起来,说笑着在打蜡地板上滑步,盘子端斜了,有油炸春卷滑落到地板上,重又抬回到盘子里。她又看见比尔了。有人过来与她说话,问她从哪里来,做什么的。阿三认出这也是领馆的官员,但不是比尔。她开始是机械地回答问题,渐渐地就有了兴致,也反问他一些问题,那官员很礼貌地做答,然后建议去草坪喝香槟,香槟台就设在那里。等他将阿三置入人群之中,便告辞离去,阿三明白他是照应自己不受冷落。这就是外交官。比尔在人群中穿梭着,也是忙着这些。阿三的情绪被挑起来了,心里轻松了一些,便找人说话。她原本性情活泼,英文口语也好,不一会儿便成了活跃人物。甚至连那女作家都注意地看了她几眼。酒会行将结束,比尔走过她身边,笑眯眯地问:快活吗?阿三回答:很快活,比尔。最后,她向比尔道别走出领馆,走在夜晚的林荫道上。时候其实还早,意犹未尽。阿三走着走着,忽然唱起歌来。

    然后,比尔就走了。

    阿三和比尔约好,每星期的某个时间在她朋友家等他的电话。那朋友家只是一个画室,空荡荡的,什么家具也没有,电话就搁在地上。阿三坐在地板上,双手抱着膝盖,望着那架电话机。许多时间过去了,电话没有动静。约定好的时间过去了半天,电话还是没有动静。阿三望那电话久了,觉着那机器怪形怪状的,不知是个什么东西。阿三忽然感到毫无意思,她不明白这电话会和比尔有什么关系,再说,就是比尔,又有什么意思呢?难道说真有一个比尔存在吗?她笑笑,站起身,这才发现腿已经麻木得没知觉了。她拖着身子走了几步,渐渐好些,然后便走出房间,把房门钥匙压在踏脚棕垫底下了。

    有时,对比尔的想念比较清晰,她就到曾经与比尔去过的地方,可是事情倒又茫然起来。比尔在哪里呢?什么都是老样子,就是没有比尔。她想不起比尔的面目。走在马路上的任何一个外国人,都是比尔,又都不是比尔。她环顾这老公寓的房间,四处都是陌生人的东西和痕迹,与她有什么关系,她所以在这里,不全是因为比尔?她丢了学籍,孤零零地在这里,不全是因为比尔?可是,比尔究竟是什么呢?她回答自己说:比尔是铜像。

    这一天,有人来敲她的门,是两个陌生人,一个年轻些,一个年长些。阿三怀疑地问,是找她吗?他们肯定就是找她。他们态度和蔼却坚决,阿三只得让他们进来。坐定之后,他们便告诉阿三,他们来自国家的安全部门,是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。阿三说,比尔是她的私人朋友,没有义务向他们做汇报。那年长的就说,比尔是美国政府官员,他们有权利了解他在中国活动的情况。阿三说不出话来了。年长的缓和了口气,说他们并无恶意,也无意干预她的私生活,只是希望她考虑到她身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心,她与外交官比尔的关系确实引人注意,比尔那方面想来也会有所说明,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过问。阿三依然无话,那两人便也无话,只等着阿三开口。沉默了许久,阿三说道: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,真的没有什么。眼泪哽住了她,她哑着声音,摇着头,感到痛彻心肺。她想她说得一点不错,一点不错,她和比尔之间,真的,没有什么。

    不久,阿三就搬出了这间老公寓房子,新租了地方。在隔了江的浦东地方,一个新规划的区域里最早的一幢。整幢楼房,只搬进三五户人家,其余就空着。晚上,只那几个窗户亮着,除此都是黑的。楼道里更是寂静无声。从这里再到她任家教的闹市中心的侨汇公寓,真好比换了人间。可是,这并没什么,比尔没有了,其他的都无所谓。算起来,比尔应当来了,可是他找不到她了。再说,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找她。她想象不出比尔一个人来到那幢老公寓里,按她的门铃,然后,由那隔壁的看房子女人从麻将桌前站起来,给他去开门。不,比尔从来不是这样凡俗的形象。阿三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,她想她不能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前程。这么一想,便有了些牺牲的快感。然而,紧接着的一个念头却是:我和比尔之间有什么呢?什么都没有,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。

    没有比尔的日子,一天一天地过去。手绘丝巾渐渐市场饱和,那丝绸厂就想转方向,阿三早已画腻了,正好罢手。这时,有画界的朋友来联合,举办一次画展。她已有多日没有正经画画,且有许多新观念,就积极投入进去。这样,阿三就有些重振旗鼓的意思。当她将画布绷在木框上,再用细钉子一只一只钉牢,她意外地发现,这一切做起来还是那么熟练,灵巧,得心应手。劳动的愉悦从心头升起,比尔变得虚枉了,不值得一提的样子。画笔在画布上的涂抹,使她陷入具体细节的操劳与焦虑,别的全都退而求其次了。倘若不是为了房租和生活,那几份家教阿三也是要辞掉的。现在,她对付完课程后,便急匆匆地往浦东赶,想起有一幅画未完成在等待她,心头竟是股暖意的。

    阿三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,心里说: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,不要往下走,也好啊!

    她想起那阵子,朋友们又开始来到她的住处,吃着罐头、面包,喝着啤酒、可口可乐,商量办画展的事项,是多么自由的日子啊!可是现在,她看了看窗上的栅栏,不由叹了口气,后来闹得确实也不像话了。要说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呢?后来她再没见过比尔,也没有他的消息。她做家教的人家,虽然是比尔的朋友,但他们外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,你要不提,他们决不会先提。直到两年后,她在那女作家的客厅里,听说比尔已经调任去韩国,再见比尔,更不可能了。阿三想到,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,她简直不知道,她究竟爱还是不爱比尔。

    那年的圣诞节,阿三还是给比尔寄了一张卡,没有签名,也没有写下地址。不知比尔接到这没头没脑的圣诞卡,是怎么想的。这年的画展,最终也没有办成。发起人首先退出,为了要去法国。他在马路上结识了一个向他问路的法国老太,恰是个画廊老板,很赏识他的才华,将他办去了法国。其实,仅仅是走了一个人,还不要紧,要紧的是他这一走,人心都散了。其余的人似乎也看见好运在向他们招手。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,不知哪一个可做衣食父母的。画展不了了之,阿三的房里堆了一堆新作品,大多是浓墨重彩的色块,隐匿着人形,街道和楼房,诡秘和阴森,具有着二十世纪艺术所共有的特征,那就是形象的抽象和思想的具体,看起来似曾相识。这些年里,阿三看得多了,听得多了,思想有些膨胀,但久不练习,技术退步了,因此,形上的模糊更夸张了抽象感,而思想的针对性则更加鲜明,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。其中有些力不从心,还有些言不由衷。有时候,阿三自己对着画坐上半天,会疑惑起来,心想:这是谁的画呢?

    当这些画积起了一层薄灰的时候,来了一个人。是本地的美术评论家。文章写得不怎么样,对画的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,可因为写得多,渐渐也形成了权威。现在,他正为一个香港画商做代理人,这使他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,又开辟了通往市场的道路。他来到浦东的阿三的住处,看了阿三的画,立即拍板购下了一幅,并且,与阿三展开了讨论。讨论是从为什么作画的问题开的头。阿三说因为快乐,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,语气却要肯定,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评论家说:奇怪的是,说是为了快乐,画面却透露出痛苦。阿三笑道:你难道连这都不懂,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,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。评论家就问理由,阿三又笑了:还需要理由吗?事情发生了,就存在了,存在就是合理。评论家就又刨根问她:为什么是这样发生,而不是那样发生,这样发生和那样发生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?阿三说也许有不同,也许没有不同。于是他们又谈到事物之间有没有具体的联系。评论家以为表面上没有,实质上却有。阿三的观点则相反,表面上有,实质上却没有。评论家便一下绕回去,说:既是这样孤立的形态,快乐和痛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?这就把阿三问愣了。

    他们的讨论东一句,西一句的,不大接茬的样子,却都兴致盎然,彼此感觉有启发。评论家回忆起阿三初露头角时的胆怯样子,想她真是成熟得快,都能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了,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养料呢?阿三与评论家说着这些,思想逐渐清晰起来,原先对自己新作品的茫然减退了,觉得那正是自己想说的话,一切全都自然而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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