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.父与子

    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离,回到家中,接着养病。只是每周要交一份汇报,汇报每日的活动。大姐分配在一家钟表厂当学徒,二姐去了市郊农场做农业工人。南昌底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其实并未到正式分配,但写了血书,终于获批准,双双去内蒙古插队落户。这家的孩子,都渴望离开家庭,并非是出于政治上的立场,而是想摆脱那一股阴郁的气氛。这样的情况,南昌是可协调留上海厂矿,于是便等待就业通知。妹妹们在学校里的学业日渐正常,每天上课下课。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打击和混乱之后,又平静下来,走上生活的轨道。还是大姐操持家务,她是常日班,晨起暮归,一早一晚两顿饭便可照应,中午由放学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。于是,整个白天,都是父亲和南昌相守着度过。父子间虽然存着隔阂,但朝夕相处,总免不了要说话。父亲的每周汇报由南昌递交去单位,汇报完全是流水账,几时起床,几时用餐,几时就寝,结尾总是“一日无人来,一日无外”。所记不谓不如实,但却透露出讥诮的意思。南昌向父亲提出,应当诚恳些,父亲谦逊地请教如何诚恳,依然是讥诮的。南昌张了张嘴,什么也没说,将“汇报”重新叠起来,走了。心里有些恼怒,想,关我何事!下一次,父亲有恙,歇在床上,请南昌代笔。南昌斟酌一时,结果还是按原样写下,末后也是“一日无人来,一日无外出”。再后来,父亲病虽好了,可“汇报”的事情却从此落在南昌的身上。他干脆一气写好多张,临时再标日期。就好像小学里写大字,趁一时兴起,大楷簿一气写去半本,将垫纸隔在当日的作业之后,然后一日一日往后挪。老师一般从垫纸揭起,批毕即罢。也曾有被老师识破伎俩,统统批完,等于多做了作业,但老师并未从此提高警惕,加强识别,原因是老师也是懒惰的。所以在同学中,一直流行着这种作业法。父亲对南昌的代笔只提过一条意见,就是字写得不够好,让南昌模仿自己的笔迹。南昌这就发现父亲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,有些像出自女性的手。而且,令他颇感惊奇地,他的字,其实也有类似父亲的地方,略用心靠拢,就像了。从这点出发,南昌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相像: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尖,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削,是由于多在左边咀嚼,咬肌发达不一致的缘故。有时候,他听见自己的咳声会惊一跳,以为是父亲在咳嗽。甚至于,洗过脸永远绞不千毛巾,任毛巾水滴不止这一个习惯。这些发现使他感到惊慌,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习惯,可是,却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:父子俩一样的毛病!碗里的饭没有吃干净,脚汗沤烂袜底和鞋垫,衣领上的脑油气味,洗过手脸,还是绞不干毛巾——大姐把这一对父子当成孩子似地管教,她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,看起来却像一个养儿育女的女人。没有人追求她,她似也没这方面的要求。她就像那类跳过青春时期直接进入成年的女人,在她们身上,感情和情欲全单纯为一种,母爱的责任。有一回,父亲忽对南昌说:你们终是要离开我的,只有你大姐会留在我身边。父亲流露出的依恋,令南昌很觉难堪,他支吾着找了个借口,立刻走开去了。

    大姐的师傅,一个钟表匠出身的机械师,为表示对徒弟的关心,例行公事前来家访。他带着诧异的心情走进公寓,他没想到这名吃苦耐劳,形状如同劳动大姐的女徒弟竟是住在钢窗蜡地的住宅内。当然,以他的经验,一眼看出打蜡地板上的水迹,白木家具上钉着公家的名牌,房间内充斥着葱蒜的辛辣气味。这家的人也同样感到惊讶,一名产业工人竟然如此风范:毛料裤烫出笔直的裤缝,白皙的窄脸上架着金丝边眼镜,头上打着发蜡,光可鉴人,而且,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爱好,就是养鸟。这次家访之后,师傅又上门一次,送给父亲一只开了舌的八哥。自此,父亲就常对了笼中鸟教说:你好。父亲教说“你好”的声音很温柔,而且带几分稚气。南昌听了不由难过,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,需要他的怜惜,其实是他长大了。有一回,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,找得火起。父亲也随着他忙活,不时递过一件,接过来看看不是,又丢开。他看见父亲的眼睛,竟然有奉迎之色,于是歇下手不找了,心想丢就丢了吧。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,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,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。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,这些日子,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,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,回家晚了,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。他很想进去说一声“我回来了”,却是没进去,只是重了手脚,咳嗽着,表示人已回来。果然,不一会儿,灯就熄了。就这样,琐细之间,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,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。似乎是,事情已经坏到头,反而局势明朗,所以,就也安全了。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,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,晚饭桌上,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,很引人发笑。有一个星期天,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。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,是破天荒的出行。在北京时,南昌有过几次游玩,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,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。所以,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。日前,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,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。水壶分给各人携带,食品装一个草篮,由她提了。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,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,柜子里找了一阵,竟然还在,就由南昌拿着。父亲告诉说,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,在莫斯科时,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。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,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,其次是南昌和父亲,大姐压阵,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。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,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,互不搭讪,只用眼睛看来看去,生怕走散。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,走进公园,大姐喊了一声,就像集合令,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,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。他们一家团成一堆,走在公园的甬道。又是深秋,树叶已经凋零,裸露出粗壮的树干,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,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,也是明目的。他们真的像一家人,本来就是嘛!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,妹妹们跑去看路标,然后跑回来报告,哪条路通往哪里:猴山,熊山,孔雀馆,水族馆……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,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,多是阖家出游。大时代的夹缝里,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。

    中午,在公园餐厅吃饭。偌大个餐厅,挤挨着无数张方桌和圆桌,菜碟与汤盆在人头上传递,四处是叫喊点菜催促上菜的声浪。因为人多,是不是一伙的都拼挤一张桌,就这样,还排起长队。和他们一家拼桌的是几个东北人,出差来上海,很豪爽地将啤酒斟在大碗里,还请父亲同饮。大爷——他们这么称父亲,两个妹妹就直笑,大爷,干一碗吧,也是有缘。父亲竞也喝了几口,然后将碗传给南昌。他们这才看见南昌,称他兄弟——兄弟,和大哥干一碗!聊天问,知道他们是长春汽车厂的技工,大姐便也代表全家报出身份:钟厂的学徒工。他们全是第一次来上海,对这城市有着无限的好奇。他们问为什么公共汽车停靠站时售票员要奋力拍打车壁,又问半两粮票能买到什么?菜为什么都是甜的?一进口,后脑勺就发麻。但这一切他们都能接受,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把孩子叫成“小人”,因“小人”指的是卑鄙之徒,不可用来蔑称孩子。北地的方言自有风趣,人又是热心肠,再加喝了酒,饭桌上的气氛甚是高涨。饭毕出来,都有些不舍,握一阵手方才告别。午后的太阳暖和许多,又是饭饱,父亲就有些懒散,意兴略有消沉。于是,南昌陪着在树下长椅打盹,大姐带妹妹们看一种名叫“山魈”的奇异动物。父亲小寐一阵,睁开眼睛,只看见南昌一人在身边,便问那几个去了哪里。父亲的眼睛里忽流露出惊惧,停了一下,他给南昌说了一段旧闻。说是在南京动物园的熊山,一个父亲将儿子骑坐在颈上看熊,不料孩子一个前倾,父亲来不及握住小脚,已经落下熊山,三头大熊蹒跚过来,从容不迫地将小孩子分吃了。煌煌的日头下,南昌竟打了个寒噤。前边有几个黑点迎着他们过来,是大姐和两个妹妹,不等她们到跟前,南昌就站起身说:回去!带着通常的高xdx潮过去之后阑珊的人意,他们走上了归途。和来时一样,在公园门口他们便装作陌路人,暗中相跟排队等车。上车时,父亲第一下没迈上踏脚,南昌在父亲的臂肘托了一把,心里一惊,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父亲的身体。虽然是隔了几重衣服,他依然能感觉出父亲的身体:骨骼,肌肉,以及在这之下已趋衰落的活力。一路上,南昌的身体变得紧张,为防止再接触到父亲,他极力收缩手脚。可是偏偏车很挤。父亲坐到一个座位,他站在父亲旁边,后面的人总是将他朝前推,于是,他的膝,肚腹,甚至于胸,就不停地贴到父亲身上。他想抵抗,可是不止是人挤,车还在激烈地晃荡。他抵抗不了,干脆放弃,顺从人群的推拥。这时,他嗅到了父亲的体味。有一些灰尘的气味,有一些油脂的气味,有些樟脑的气味,还有些药味。在家里,四处都是这种气味,他从来没有注意过,可是在喧腾的人群里,这气味却突拔起,扑面而来。

    这次出游以后,偶尔的,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坐。自父亲回家,他便从父亲书房搬出来,住到原先兄弟合住,现在只剩他一个人的房间,不再踏进父亲的书房。现在,对着书房紧闭的门,他感到不安:父亲在想什么呢?在动物园里,父亲的惊惧的眼神,一直打扰着他,使他感到骇怕。开始,他借口到父亲书橱里找一本书。父亲坐在书桌前,背对着他。他有些慌张,随便从书橱里抽一本书,就退出去。下一回,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房间。这一次,父亲已躺在床上被窝里,伸手向南昌要去那本书看了看,书名是《小逻辑》,黑格尔所著。父亲翻了翻,问能看懂吗?南昌老实说看不懂。父亲说:这对你有些难,你可以读马克思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,是运用哲学方法,解释现实的问题,还是从具体进入抽象比较可行。南昌将《小逻辑》放回书橱,再找出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,然后出了房间。第三回进父亲房间,却没有继续读书的话题,而是谈天气。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,姐妹们都不在家,父亲让南昌替他冲一个热水袋。南昌冲好后送进去,父亲急切地接过来,紧捂在怀里,手指几乎是痉挛地揉捏着,热水袋的胶皮柔软地扭曲。一股嫌恶从心底升起,就像是一个久远的记忆,带着些隔膜的腥臭,面前这个人是谁啊!热水袋的暖意从这人的手指传递到身上,他渐渐镇静下来,嗫嚅了一声:真冷啊!南昌转身要离去,父亲却又开口说话了。

    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会使人倍感抑郁,父亲说,南昌停住了脚步。大河流域的地理环境,适合耕植,养育庄稼的同时,也养育着忧郁,父亲继续说。你这是为悲观主义找借口,南昌克制地轻声说。不,我是在为悲观主义找原由,悲观主义更可能是一种疾病。悲观主义是世界观,南昌坚持。你好,八哥说话了,这古怪的声音一点没有使场面变得滑稽,反而更显压抑。你难道不觉得世界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,也包含有物理性成分?父亲脸上有了些许红润,是暖和所致,还是谈话刺激了他。南昌的脸却绷紧了:世界观是人类精神。父亲笑了,他那惯有的尖刻又回来了,近日内几近泛滥的父子情义将它暂时地掩藏了。自小就滋生的对这个男人的恨意也回到南昌的心里,他强调:这是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!父亲以请教的口气问:唯物主义不是说,存在决定意识吗?南昌说不出话来,憋红了脸,停了一会,说:你要好好改造世界观。说罢立即转身走出房间,反手将门带上,快步走开,好像生怕有什么会追逐而来。这天上午,父子俩都没出房间。中午,妹妹们回来,将昨日的饭菜热了,喊他们吃饭,他们出来吃完又各回各的房间。南昌听见父亲让妹妹替他灌热水袋,妹妹说,为什么不叫南昌?但也还是灌了,然后再去上学,家里复又安静下来。傍晚时气温似转暖一些,风声也息下来。大姐下班,在厨房里烧煮煎炒,有饭菜的香味弥漫开来。门厅里的灯光从门下漏进南昌黑着灯的房间,生出一股令人伤感的暖意,南昌趴在桌上,忽然哭了——为什么是他,又为什么是我?偏偏要是父和子?哭泣使心情澄宁了,南昌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他决定不再跨入父亲房间,可是却轮到父亲叫他了。他装作听不见,第一次赖过去了,第二次也赖过去了,第三次,父亲竟过来敲他的门,他只得去了。父亲令他在书桌前坐下,口授一份思想小结,让他笔录。南昌准备好笔和纸,开始了——吾闭门思过数月余,犹有心得,特此汇报于领导、群众。近来所思所想,颇多而杂,去芜存精,总起一条,吾为何种人,居社会何阶层,位意识何形态,然后方能裁定行为何其性质——南昌勉强记到此,已不胜其厌烦,抬头说:能不能简明一些?父亲惊讶道:这还不够简明?你说何为简明?南昌解释道:我的意思是应当使用当今时代的语言。父亲虚心请教——比如?比如“我”就是“我”,为什么偏要用“吾”,多陈旧啊!好的,父亲同意,将“吾”改为“我”,再比如?南昌将方才句子从头搜寻一遍,并未搜寻出具体的不妥,只觉得气味不对,摆摆手,让父亲继续——“我”出生于江西南昌,父亲停下来,补充一句:就是你那个“南昌”的南昌,据族谱所记,明万历年间,有先人任职礼部,官至尚书;然而中国人编系族谱,多有攀附之习,是出于宗族血缘的迷信认识,好比戏曲里人物登场必自报家门,即此陋习——南昌又忍不住了,这回是嫌父亲太多赘言,说自己就说自己,何必扯到戏曲上去?是卖弄见识吗?父亲立即听取意见,删除戏曲的一节,但关于族谱攀附的意思,则要保留,因为关系到下面的结论,结论是——我因此以为族谱所言不足为信,尚可查证的仅以上三代;依族谱叙,我家原为明室遗民,于闯王进京时节潜走,绕道返回原籍,于鄱阳湖畔置地买田,隐入乡间;此言暂不究其虚实,总之,到曾祖一辈,确已是耕读人家,有良田数千亩,人丁百余户,族中有宗祠,义堂,称得上是旺族;然而——南昌一听“然而”就烦了。不由皱眉看去一眼,父亲止住说明道:我以为必须从根子上检讨起,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!听到“世界观”这三个字,南昌脸红了,他怀疑起来,是单位里真要求父亲写思想小结,还是——看起来就像上一回的事还没完,父亲要与自己纠缠到底。他收起纸笔,朝向父亲道:你们单位什么时候向你要思想小结的?我怎么不知道!他这么问是因为这一向父亲与单位的联络都是由他担任。父亲坦然地望着儿子:检讨与反省不就是我一生的工作?天气回暖,太阳从落了叶的梧桐枝上照进房间,明晃晃的。江南的寒潮就是这么倏忽来,倏忽往。在回升的气温里,父亲好像活过来了,他脸上甚至有了一种神气。你自己写,南昌将纸笔一推,站起来。你必须写!父亲说。为什么?我是父亲,你是儿子!你想搞独裁!南昌愤怒起来。父亲也愤怒起来:我告诉你,父亲对儿子的独裁永生永世。南昌说:我就不相信。信不信不由你!那么,南昌指着门,我现在就贴出声明,和你划清界线!父亲伸手在他脸上掴了一下,脸颊火辣辣的,奇怪的是,一股痛快淋漓之感充满全身,他亢奋地想:来吧!还有什么,来吧!父亲一甩手:滚!

    他们僵持了两天,第三天深夜,大姐敲开南昌的门,说父亲病了,要去医院。不得已下,南昌穿衣起床。大姐将父亲从房内扶出,南昌跟随其后出门去。转身时,南昌看见父亲烧红了的脸,忽然间,父亲横扫他一眼,眼光犀利。南昌几乎要觉得,父亲是用生病来整他。父亲得的是急性肺炎,留在观察室输液。次日南昌便去单位汇报,单位再往更上级汇报,两天之后,转入特许病房的单人间,并规定除直系家属,不可有外人探望。其实他们家哪有什么外人?在建国初期便赋了闲的父亲,早已从社会生活中退出,离群索居。然而,入住特许病房却给人一种重人社会的印象,连南昌都感染了这气氛。他一天两次给父亲送饭,很快和警卫护士混熟了。晚饭送来了,也不急着走,而是坐在休息室里看报纸或者看电视。电视节目无非是一些纪录片,偶尔也播放样板戏演出,报纸的内容也大致相仿,但他一坐就可坐很久。病房的生活,入夜很早,七八点钟光景,休息室和走廊都无人了,只有清洁工在拖地,拖把在水磨砖地上无声地来回移动。窗户外的天空已漆黑,里面却被日光灯照成白昼。南昌看见窗玻璃上自己的影,好像是另一个自己,陌生,又使他自得的自己。

    在医院里,南昌变得和悦了。他对病人父亲,就像大人对孩子,很宽容。父亲呢,生了病,总归就软弱了,由人摆布。有时任性,起些小小的反抗,终也会被南昌温和地压制下去。只是有几次,南昌又发觉父亲用犀利的目光横扫过来,奇怪地,心里会一惊。他们没有继续争执,也很少说话,反抗与压制只占了极少的时间,大多时间里,父亲只是沉默着,对了雪白的天花板,或者略侧了脸,看窗台上麻雀啄食。先是两只,后是三四只,再后有五六只,一周过去,竟是成群结队簇拥而至,喳喳地吵闹。大姐有一回来看父亲,抬头望一眼窗台上的麻雀,说:谁给它们喂食呢!南昌这才注意到窗台上总是有一些米饭粒儿和馒头屑,无疑是父亲的手笔。南昌推开窗想驱赶它们,不料它们反扑将过来。那些麻雀都养得滚壮,简直像小鹞鹰,南昌宽容地一笑,罢手了。医生有时找他过去,给他看父亲的胸片,报告病情,然后提醒某些生活细节,比如少抽烟,多吃鱼、蛋之类优质蛋白。南昌便笑着,抱怨着父亲的坏毛病,仿佛他们是一对亲密的父子,互相了解,事实上他都不知道父亲饮食上的偏好。他也觉着自己是有一些虚伪,像他们这样,扮演一对正常社会里的父子,多少是别扭的。而且,父亲显然对此不感兴趣,他那横扫过来的一眼,就是提醒南昌:别太夸张了!南昌立即就不自然了。所以,他们又远比通常的父子,互相更为了解。南昌不免恼怒,觉着父亲的扫兴,就会以训导的口气说:我希望这次住院,不仅治好你身体的病,也治好你思想的病。父亲便向他诧异地睁大眼睛,好像在问:思想的什么病?南昌补充一句:虚无主义病。父亲作出一个恍悟的表情,重又合上眼睛。南昌感觉到父亲沉默中的更加甚的讥诮,还有轻蔑。他很愤怒地又去驱赶麻雀,麻雀再向他扑来,比前一日更多更凶猛。他砰地关上窗户,走了。下一日,他还是准时来到病房,给父亲送饭,然后到休息室看报纸。护士们轮班在休息室吃午饭,一边讨论学习的议题,她们学习的是马克思的《路易?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。南昌想起阿明远在皖南也在学习《路易?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,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风气,勿论懂不懂的,都在学习《路易?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。最初,当陈卓然向大家引用《路易?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里面的章节字句,人们就像听见了圣典,高不可仰。南昌忍不住要插进话去,向她们解释背景,中心大意,主题思想,以及如何映照今天的革命形势。她们听得很入迷,说南昌应该在院里做学习报告。南昌也挺得意,心情很好地骑车回家了。可是就在晚上,发生了一件事情,使他陡然地颓唐下来。

    下午,妹妹们放学回家,说同学们都在议论,今晚上电视播放全场芭蕾舞《白毛女》,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某机关工作,机关里每个星期六都放电视,这天正好就是星期六,那同学便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去看。她们不属那女生要好的人,自然没有被邀,心里却是很想望的。这阵子,妹妹们都迷上了芭蕾,学着用脚尖走路。南昌曾在小老大客厅里见识过真正的芭蕾女演员和她的足尖鞋,晓得她们全是徒劳,但因向来懒得与她们说话,就任由她们瞎折腾。可这一日不是心情好吗?所以他欣然提出,带她们去病房休息室看电视。妹妹们不相信有这等好事,越不相信,南昌就越要带她们去不可了。于是,三个人早早吃了晚饭,等大姐把父亲的饭菜装进保温瓶里,大妹抱着坐车后架,小妹则横坐前车杠上,三个人就这么上路了。他们兄妹从没这么接近地挤在一起过,感到颇不自在。但这一段,尤其这一天,他的心情这么好,这点小不自在就也无所谓了。来到医院,天还早,安顿父亲吃饭,等他吃罢,他们几个分头收拾碗筷,打热水,领换洗病员服,一切停当,还余半小时才开播电视。两个妹妹就坐在休息室沙发上耐心地等待,南昌看装电视机的柜子上着锁,便跑去找值班护士要钥匙。值班护士说钥匙在护士长处,可护士长却下班了。南昌问值班护士除了护士长外,谁还掌管电视机柜的钥匙,值班护士说总务处吧。南昌就问总务处在哪里,值班护士指点他出这栋小楼,再一转,就是办公楼。听到要出这栋小楼,南昌心里就打怵了,可他还是硬了头皮下楼去。

    楼里很安静,此时,探视的人都走了,医生护士除了当值的,也都下班了。走廊的灯亮着,墙面洁白,墙裙漆成天蓝,墙角连接着灰白的水磨砖地,统在反射着幽光,有一种肃穆。南昌走下楼,推开蒙着白纱布的玻璃门,走到水泥路面的甬道。两边是冬青的墙垛,在昏黄的路灯下呈现出几何体的阴影。他生出要退回去的念头,可还是咬着牙打消了。他从办公楼的背面绕到正面,门却是开在另一边的侧面,再绕到另一侧,终于进了楼。这是一幢简陋的三层旧楼,地板和楼板留着白蚁咬噬的印迹,踩上去,发出空洞的声音。门都关着,楼道里没灯,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他依次推过门去,已经不抱希望,一扇门忽地开了,他几乎一趔趄。站稳脚,只见眼前灯光里站了一个大汉,臂上套红袖章,问他干什么?他极力定住神,说找总务科。找总务科干什么?拿电视柜的钥匙。什么电视柜的钥匙?特许病房的电视柜——南昌话没说完,那人已经将南昌搡出门外,说:是来治病还是看电视的!南昌一个人又站在了一团漆黑之中。方才几个回合的对话如此急骤,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,南昌一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他摸下楼梯,走过冬青夹道的水泥路,回进小楼。休息室里没有人,两个妹妹已经被人打发走了。他慢慢想过来了,那值班护士从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看电视,过去看电视,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看,南昌不过沾光而已。南昌到父亲病房站了站,问还有没有什么事情,就要走。父亲却叫住他,他惊讶地看见父亲在微笑。父亲微笑着说:知道吗?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独裁!南昌压低声音,一字一句地回答:我向你保证,一定解放我自己。父亲说:解放万岁!躺回枕上,南昌夺门而出。父子俩又一次决裂。

    接连有两天,南昌没往医院去,都是两个妹妹送饭去的。那天的事,妹妹们早已忘在脑后,她们生长在这个家庭最末路的时期,对世态炎凉很有适应力,所以,她们甚至都没有向南昌抱怨什么。可南昌无地白容。事情本身的难堪不说,还有父亲的讥嘲,很快,后者就压倒前者,他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无限的怨怼。这种迁怒其实正出自父子问的亲情,他又不能同社会斗气,那是铜墙铁壁,只有将气撒在自家人身上,或许还有一些儿回应。所以,这怨怼里又藏着一股凄楚。晚上大姐从医院回来,说父亲已好得差不多,医院里关照明天去个家属,带父亲去拍个胸片。于是,下一日,南昌只得又往医院去了。

    这个医院的建所很分散,遍布于马路两边,斜过一个十字路口。南昌让父亲坐在轮椅上。推他去马路那边的放射科。行人里夹杂着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,病人的推车或推床也在马路上穿行,身边还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紧随着。熙攘中,一个医工推着一架光着床板的病床,上面是一个形状可疑的蓝布包,看长度和轮廓,大约是具尸体,而那推车的医工则气定神闲地走在煌煌的日头底下。放射科设在医院的主楼,门诊,急诊,配药间,化验科,都在此,所以也是医院里最为拥挤和嘈杂的地方。放射科在三楼,有病人专用电梯,南昌推着父亲的轮椅等电梯下来。身边的人渐渐积多,有个妇女在哭,克制着抽噎,不让出声,可不时透出的啼泣却更谴人压抑。奇怪的是周遭的人,包括开电梯的女人,都视之平常,没有人询问,也没有人安慰,听凭她哭泣。南吕推了父亲走出电梯,听见电梯在身后合上门,也合上了那女人的哭声,然后升上去了。在放射科取了上一回拍的旧片,为作对比用,被吩咐往十二号室去。十二号室在走廊的尽头处,走廊两侧的长椅上坐着等候的人,也有推床,床上是四肢受伤,上着夹板的人,还有病疴沉重的人。走到地方,之前排有三四人,其中有一个妇女,极其消瘦,脸色是一种铜铁的金属色,正很艰难也很努力地喝一种乳白色的剂液,剂液糊在嘴边,更衬托出肤色的青黄,显得很可怕。人们都沉默地坐着,偶尔门推开,走出一个医生,白大褂夹裹着一阵风,过去了。护士隔一时喊一个人名,有时立刻应了,也有时没有人应,那人名便久久在走廊里回荡。终于捱到完事,走出这幢大楼,重新走上街道,几乎有回到人间的心情。救护车尖啸着驶过,但近午的太阳暖和地照在身上,抵消了惊惧的气氛。他听见父亲嘟囔了一句,以为他有什么要求,向前伏下身去。父亲又重复了一遍,说的是:遍地哀鸿。

    后来,南昌又单独去了那楼里一次,是遵医生吩咐,去化验科送父亲的血样。穿行在表情淡漠的人群里,脚下的水磨石地面,被拖把,鞋底,以及轮椅的胶胎磨得极粗糙,染着暗红色的血迹,黄色的碘酒。来苏水与酒精的气味特别强烈,显得很夸张,似乎足要刻意掩盖着某些恶劣的气味。医工们端着一篓一篓污脏的棉球,绷带,药瓶子,挤来挤去。就好像被传染的,医护们的脸,也是青黄枯萎,而且表情漠然。今天没有哭泣声,但却更为哀伤,似乎,似乎万事万物都在饮泣。他想起父亲那一句话:遍地哀鸿。他想,医院这地方是不能呆的,眼看着他也要染上悲观病了。回到父亲的病房,父亲正在驱赶一只麻雀,它误入窗内,想要回去窗外,归队到它的同类中,却几次撞到窗玻璃上。窗玻璃外面的窗台上聚着一群麻雀,喳喳叫着。屋内的这一只更加焦虑急切,几乎奋不顾身地往玻璃上扑。父亲将它向隙开的半扇窗上赶,它却以为受到威胁,越是躲开,一时上满屋沸腾,气氛十分紧张。等南昌来到,那麻雀已有些虚弱,并且晕头转向。南昌拿起衣帽架上父亲的帽子,一下子将它兜住,直接送出窗外,窗内窗外都安静下来。父子二人喘息未定地站了一会,好,父亲说了一声,坐回沙发里。南昌在椅上坐下,拿起一张报纸,将父亲的视线隔开。现在,他们时常这么坐着,南昌不再去休息室,休息室就像个伤心地,他只能呆在病房。房间很小,怎么坐都难避免和父亲相对,于是,或者是他,或者是父亲,只能看报纸。真是窘啊!甚至连父亲都不那么自然了。他们这一对父子,剑拔弩张的时候反是自然的,略一亲近却感尴尬。父子间的亲情就是这么一件难办的事情。

    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昌,谁让他没事呢?前一日,大姐已经收拾好东西,带回去一部分,余下的装在一个网兜。南昌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上大衣,两人一前一后下楼,走出有暖气的小楼,一阵料峭,父亲打了个寒噤。南昌不得不靠拢过去,将他的围巾系紧,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。有一瞬,他们脸对脸的,几乎可嗅到对方的呼吸,但很快又分开了,依然一前一后走出院落,来到马路上。父亲乘上三轮车在前,南昌骑自行车在后。天已入冬,即便地处江南,景象也肃杀起来。平常日子的上午,马路上人很少,很安静,听得见三轮车和自行车各自的辐条声,咝咝作响。到家,家里也安静着,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这套中型公寓显得很空廓。南昌将父亲送去他的房间,门一推开,满地的阳光,八哥说了声“你好”。父亲忽流露出一些激动的样子,止不住地有了笑意。南昌看她父亲对家的依恋,尽管是这么个残破的痛楚的家,儿女都隔着心。南昌退到厨房烧水,奇怪地鼻酸着。这一阵子,他变得软弱了,容易伤感。这一个白天,就在这戚然的平静中度过。晚饭后,两个妹妹又去学校,参加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游行。他和父亲依然各回各房间。大姐在厨房熬猪油,油香弥漫。不时地,大姐将炸好的猪油渣送到他们的房问,给他们吃。酥脆的油渣,洒了些细盐,入口喷香。游行队伍在窗下经过,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渐渐听不见了。两个妹妹回来,家里人都已熄灯睡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,南昌还没起床,就有人敲门。他钻出被窝,很狼狈地趿了鞋开门,眼神迷茫地看着门口的人。来人是小兔子。小兔子挤进门,说:听没听见最新指示?他这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,感到了不寻常。他清醒过来,摇摇头。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,小兔子说。南昌“嗯”了一声,还在懵懂中。小兔子向他逼近道:你知道吗?我们可能都要去农村,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村!南昌又“哦”了一声。小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:他们不需要我们了!南昌退回到自己房间,从椅背上抓起农裤往身上套着,一时间,只听见小兔子的声音清脆又急骤地从耳边掠过。他意识到,有一件大事情要来了,什么事情呢?小兔子不间断地说着话,表情变得愤怒,他说:放逐,你知道吗?这是一种放逐!他们利用我们打开局面,现在我们的作用完成了,于是,放逐出城市!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快运作起来,他想:他们是谁?我们又是谁?小兔子还在说,一边说,一边在南昌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。南昌的思想清晰了,一个念头浮出水面:他已经离开政治生活很久,。他很抱歉他不能和小兔子同等程度地激愤,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,似乎,其实,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来临,现在,这个改变来到了。他突然加快了动作,套上袜子,登上皮靴,去浴室里撒尿,洗脸,刷牙。小兔子一直跟着他,走过父亲房间时,父亲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,两个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。南昌从门厅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烧饼,和小兔子一起出了门。转眼间,两人的自行车已经骑在街上了。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张起了新写的语录,店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:知识青年到农村去!

    他们两人都是在毕业分配中延宕下来的,本来是在留城和下乡的两可之间,现在,也许就要像小兔子预计的那样,去农村了。他们去找七月,七月在中专技术学校,正很放心地等待分他进某一家工厂,但现在形势变化了。转眼间,他们三个人骑在马路上了,忽就感到茫然,再去找谁呢?同伴们,有的已经在工厂上班,有的去了农村——邪多半出自理想,而不是像他们,无可选择。他们三个人在马路上盘桓一阵,然后分手,各自去了各自的学校。南昌想不起去学校是多久前的事情了,往学校的路又熟悉又陌生。渐出市区,路边偶有一片农田,现已收割,田里盘结着庄稼的残枝断藤。有郊县的班车从身后上来,蒙着一层浮土,驶向前去。在田野的更深处,传过来柴灶的烟味和牲畜的粪味。很快,学校的围墙出现了。这才蓦然想起,那些个孤军驻守的夜晚,大姐将他从床上叫起,走出学校,之后,他冉没回去过。怪不得他心里有些生怯呢!他已经看得见校门了,也拉了新横幅,写了新字样。骑进去,校园里的拉线广播嗡嗡响着,播着歌曲。校园里竟有些熙攘,多是一些小孩子,在他看起来,还是小学生,却已是他的校友。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,宣传栏里贴着红卫兵战报,从署名看,有排,连,营,团的梯级编制,好比一支编外的部队。“红卫兵”组织显然纳入了体制,与当年他们的造反军性质完全不同了。走过操场,听新生们说话,许多是郊县口音,因是划地块就近入学,所以就多是郊区的孩子。南昌有些怅然,但也有一种轻松,许多难堪的记忆就此可以消退了。他进了教学楼,果见走廊上簇拥着人,都是还未分配走的三届毕业生。与那些在读生相比,就已是成人的样子了。人丛中是一个穿蓝棉大衣,身材魁梧的男人,人称何师傅,他至多比他们年长三五岁,但因已经走上社会,简直就是长一辈的人了。他微笑着听人们发问,并不回答,只是抽烟。他抽烟的方式很怪,当一支将抽完时,就接上另一支,一支连一支,从不间断,也没有烟蒂。能看出烟瘾很大,手指和牙缝都让炯油染得蜡黄。这是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师傅,来自一家大型机器厂。上课铃响了,学生们涌进各自的教室,沓沓的脚步在楼道与楼梯轰响一阵,第二遍铃响时,便安静下来。南昌不由恍惚,似乎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的时光,但坐在教室里的人不再是他们。此时,他们这一伙在走廊上站着,显得很过时。何师傅的笑容分明带着宽容的意思,他很耐心地忍受着他们的聒噪,有时候会说一句: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!或者背一句语录: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”,这么样说话本来是教条,而且古怪的,但因他的权力身份,却有了特别的含意,挺骇人的。人们不南安静下来,期待他透露更多的信息,等了一时,他果然又说了一句: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”这句引用的语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。南昌注意地看那何师傅一眼,在愚顽的眼神之下看出一股蛮霸之气,不可一世。他从这张平塌的脸上,奇怪地看见了自己的从前。曾经,他,他们,也是这样的无视于天下,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。南昌离开人群,下楼推起自行车,向校门口骑去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,小兔子又来了,随他一同,还有七月。仅隔了一个白天,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,从早上的愤慨,一改而为激昂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,此时赤红着,好像喝了酒。他说,他们——包括七月,还有一些其他人,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,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。什么地方?南昌懵懵地问。兰考!小兔子说。兰考?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,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:盐碱,缺水,沙尘,灾荒,还有质朴的农民。小兔子设想着,要在兰考改良盐碱,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,还要进行社会调查,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。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,地图上都找不到“兰考”这地名,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:郑州以东,接近山东,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。七月也很兴奋,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,就起名叫“三五九旅”,要开发新南泥湾,不久的将来,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。南昌听着他们说,也兴奋,却没发言,他说不出什么建议,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。他和他们有了隔阂。下一日,他们再来时,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,旗帜为“乌兰牧骑”,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。还记得吗?小兔子说,那个芭蕾舞女学员,她也要跟我们去。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,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,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。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。其时,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。看着他们说话,竞好似隔岸观火,与己并无任何干系。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“西双版纳”,顾名思义,是转向南方,内中却有一个机密,就是寻找缅甸共产党,联合世界革命——南昌为自己难过了,他觉着自己丧失了激情,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。而且,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,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,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;七月呢,当然要淳朴得多,但对于革命,亦只是瞎起哄;革命中的思想者,比如说陈卓然,他已经转向——南昌禁不住想,他是不是太清醒了,以至于有了暮气。

    这几天,小兔子,七月不停地造访,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,令人耳目一新,应接不暇。然后,他们又突然消失,从此再不上门。就如潮涨和潮退,来也急迅,去也急迅。倒是两个妹妹,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,虽然平淡,却较切实。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,不再有上海厂矿,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,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:安徽,江西,云南,贵州,吉林,黑龙江。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,南昌很快就表了态,坚决响应号召,上山下乡,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,还未下决心。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,都是从未听说过的,比如安徽霍山,固镇;江西的寻乌;吉林的梨树;黑龙江的齐齐哈尔……这些县份的名称,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。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,大多是和“兰考”一样,找不到。也有时候,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,铁路,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,就变得更抽象了。他去到各个宾馆,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。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,还有家长,人头攒动,难得一见来人。但南昌依然兴奋着,随着人群拥来拥去,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。马路上,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,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。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。商店里也挤满了人,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。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,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。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,就像到了战时。然后,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。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,从车窗探出身子,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。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,情景很有些悲壮。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,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。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。一日早晨,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,问道:去江西好不好?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,只是,他想和人商量一下。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,父亲说:不好。

    为什么?南昌问,那不是你的出生地!父亲回答: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。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,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。父亲继续说: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,冬天时阴冷,暑天时溽热,雨季到来,从三月至六月,日日沥沥淅淅,墙壁,屋瓦,木器,甚至石板,霉菌一下子发了芽,绿莹莹的,人心里也发了霉,只不过看不见罢了;坡上的竹,田里的稻米,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,都变得森绿,暗沉沉的;湿漉漉的空气里,庄稼,植物,牲畜,霉菌,病菌,都在疯狂地繁殖;那么一个洼地里,四处是泥泞,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,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;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,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,也不需要什么养料,比一株草还好活,真是贱啊!和霉菌一样,四处开花,也是绿黄的颜色,如同脓肿。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,太阴暗了!他说。是的,父亲同意,我是阴暗的,这是~种疾病的人格,与生长环境有关。可是,南昌不解地问,可是,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,怎么会参加革命呢?

    这是个好问题!父亲说,我想,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,你知道,“人民”这个概念,你当然知道,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,与生俱来,而在世纪初,简直是振聋发聩!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,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,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,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,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,忽变得庄严起来,因为有了命名:人民,也可说民众;于是,我们的抑郁病——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,一种青春期疾病吧,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,对人民的哀悯,抑郁病升华了。南昌说: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!父亲笑了笑,接着说: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,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,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,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,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;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,因为以人民的名义,“人民”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;现在,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。我不需要,南昌嘟哝了一声。你不需要人民?不,我不需要拯救。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。我没有病!南昌坚执。父亲宽容地一笑: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?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,于是积极求医,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。我没有病,南昌还是坚执。我有病,父亲说。你不是说,“人民”医治了你的抑郁病?南昌诘问道。可是,“人民”不再需要我的时候,旧病又卷土重来。这回轮到南昌笑了: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,而是人民需要你!父亲承认:我的说法有错误,换一种说法,是人民的伤治好了,我的病就又复发了。南昌更笑了: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,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,其实是自大狂!父亲又一次认了输:你说得有道理!当人民强壮起来,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,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。这不结了?南昌得意地说。

    可是,父亲说,从遗传学的角度说,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。比如?南昌谦虚地请教。比如,忘乡病。什么病?南昌没听明白。忘乡病,忘记,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,父亲解释。我没有,你有,你都反对我去江西,你的出生地,你的家乡。不错,我是憎厌我的家乡,你不也憎厌吗?父亲说。不,我可以告诉你,我现在就去报名,插队江西!父亲冷笑道:多么造作的思乡啊!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,听不懂它的乡音,在学生履历表上,籍贯这一栏里,甚至填的是“广东”,一个更抽象的地方,何其虚伪的乡愁!南昌争辩道:人总是需要家乡的。父亲更是冷笑: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,具体的,你却抱了憎厌。南昌再争辩:我没有憎厌!你憎厌,你憎厌我!父亲话一出口,两人都默了一下,南昌先说没有,停了停,承认了:是的,我憎厌你。父亲并不恼怒,反笑了一声:我也憎厌我的父亲,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,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,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。南昌缓和地说一句:青年总是叛逆的。父亲断然一摇头:不,憎厌不是背叛,这完全是两个概念;背叛是理性的,背叛里面,包含着成长,像蝉挣脱蝉蜕;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,黏滞湿陷的情感,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,而是相反,重复同一种命运;背叛是有逻辑的,像锁链样,一环扣一环;憎厌呢,它是自噬的,它自己吞噬自己;说到底,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。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:照你这么说,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!那么阶级呢?剥削和被剥削,压迫和被压迫呢?父亲举起手:好,我投降!这不结了!南昌气呼呼道。

    父子俩默着,有一些时间过去了,然后,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:你什么时候去?去哪里?南昌抬头纳闷道。去报名,报名去江西,父亲说。南昌腾地站起来,又坐下:不去了!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?父亲追问着,多少是存心地纠缠。南昌憋闷了一时,忽然斜过眼去: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,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?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?父亲狡黠地映映眼:这就叫阶级烙印,懂吗?南昌被噎了一下,继而又起:那么你呢?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?抑郁病?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,而是正色道: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,在我曾祖一辈,家业达到鼎盛,鄱阳湖畔有良田,茶林,果园,竹山,鄱阳湖以东的德兴,有铜矿,南昌城里开了厂,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;但如此繁荣的景象,我却并没有看到,在我出世的日子里,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;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;工厂起火,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;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;还有一场瘟疫,家中的鸡、鸭、猫、狗,统统宰尽,抬到城外焚烧,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,祭的是何方神圣,我亦不明了,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;我还看见什么?父亲沉浸在回忆中,南昌等待他继续,有好一阵静谧。我还看见,父亲接着说——妻妾成群,鸦片灯的昏黄的亮,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,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;有一回,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,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,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,早已经憋死;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,一个五六岁的孩子,是怎么搬开棺材盖,躺进去,然后原样盖好,却没有再顶开来;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,南我的感情,心智,知识,培养着壮大,壮大成一个象征,象征着什么?就是那个,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,方烈士的“可爱的中国”——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,破落的地产,脆弱的原始工业——小资产阶级,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——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,又上了公学,然后接触了“新青年”,“新小说”,“新社会”,再又开始学习俄文……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,植根在旧的里面,又逢新的雨露,保守主义出发,再走入激进政治,于是,产生革命;革命,是什么呢?真是朗朗乾坤啊!那抑郁的阴霾,忽然间烟消云散,可是——可是什么?南昌小心地问。父亲无语。革命很艰苦?南昌问。父亲无语。很复杂?父亲依然无语。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,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,他很想帮帮这个人,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。父亲又开口了,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,另起一章: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,倘若是没受过教育,懵懂的人,他对生活,人生,是无条件服从,南此产生信仰,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,信男信女,就是这类人;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,因为了解,他亦会有信仰,信仰他的真理;而我,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看见了,又看不全,世界有了轮廓,却没有光,你渴望信它,怀疑又攫住你——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,南昌说。父亲一笑,也是讥诮的,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。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,父亲说,讥诮的。南昌还是没有生气。你们什么都知道,父亲说。并没有,南昌温和地反驳。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,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,任何事物,无论多么不可思议,一旦进入这个系统,立即被你们懂得了。你指的是教条主义?你看,你又懂了!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,他听出这不是夸奖,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。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,一切都是模糊的,像漫流的水,然后,渐渐有了,轮廓,是啊,是啊,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,却没有光,没有给你们光,因为我们也没有。南昌忽然插言道:我认识一个人,一个医生,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,叫作“光和真理”。父亲笑了,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,他说:医生,是个好职业,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,先来医治我,你的父亲,你父亲的抑郁病!南昌无语。

    南昌出门,下楼,推出自行车,上了车。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,梧桐树落了叶,裸出粗壮的枝,树身上的图案,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。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,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,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,使它变得庄严了。他想起陈卓然关于“小市民”的观点,他承认,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,不是深邃,而是隐匿。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,偻型,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,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,流淌着正直的思索。他就要离开它了。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。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,模糊了视线。被泪水变形的前方,忽有一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过,好像是舒拉,在全力奔跑。舒拉这孩子,真是的!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,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,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。南昌抹了一把脸,羞怯地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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