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.何向明

    在上海南市区,从陆家浜路上延进的一条弄堂,水泥方砖的地上,有时是滑石,有时是粉笔,画着千军万马。佩着战刀与盔甲的古代将士,跨着战马,引着战车,或奔腾,或厮杀,几可听得铿锵之声。外弄堂的人走进来,都会伫足看一会,有内行的人,认得出那是曹操,那是刘备,那是周瑜,那又是诸葛亮无疑,差不多是一部“三国”的连台本。本弄堂的人司空见惯,不以为意,他们知道,作者是住在弄底二十二号里的阿明,学名何向明。阿明是从香烟牌和连环画上认识这些人物的形貌装束,以及身份性格。离他家不远的城隍庙,有的是香烟牌子。小朋友问,时常进行交换。玩弹子或刮片游戏,亦是用它作赌注。就这样,阿明就获有了几乎全套的“三周”香烟牌子。至于连环画,阿明的财政实力就不够拥有了,他只能在租书摊上看,一分钱可看两本。那租书摊的摊主是个山东人,日伪时期做过巡捕,如今还残留着暴戾之气。对大人还好些,小孩子就成了他施虐的对象。因小孩子既是弱者,又大多赤贫,常常租一本书,多个人挤着脑袋合看。他很无理地将他们从板凳上赶开,他们只得站着看那本书。这依然解不了他的气恼,进一步地,他干脆从小孩子手里夺走书,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时间。他很精明地将一本连环画拆成两本,甚至三本,前后加进好几页牛皮纸,看起来不减少它的厚度,等于隐性涨价。阿明曾经勇敢地揭露出他的舞弊,他指着连续的页码说分明是同一本书。摊主,那昔日的巡捕怎么回答他的?回答是上下本,或者上中下本,看没看过电影,上下部的?此时,他忽变得有耐心了,微微斜着头,甚至还有几分笑意,看着控主。阿明怔住了,一个小孩子哪里斗得过他的智慧,那是从多少屈抑和伸张的阅历中挤出来的心力,锋快得可以宰牛,可惜如今只能在弱小者身上练身手了。所以,他此时的好脾气实在只是出于狎玩的兴致。他的孙子也在阿明的小学校就读,小孩子们挺会笼络他,要求他将家中的连环画走私出来,供他们看。倘被他祖父发现,他是可找到学校,管它上课不上课,门也不敲,招呼也不打,径直走进课堂,走到他孙子跟前,从台板下面拖出书包,兜底倒出赃物,又一言不发走出去。人们以为这孙子回去没好果子吃了,为他捏一把汗,可他倒也还好,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暴政底下往往产生厚颜无耻之徒,是生存之道。这样被驱赶着断续地将“三国”基本了解个大概,却也足够将香烟牌子上的人物组织成关系和情节,布置他的画面。像方才说的,他的图画颇似连台本,这当然是弄堂地面的先天形式规定,因是长卷式的;其次也因为是从连环画上得到的印象,是故事的性质。在这底下,其实还是藏着一种不自觉的讲述历史的激情。切勿以为这是言过其实,要这么想,那是因为不了解南市区这地方。

    南市区,是这城市最具历史感的区域了。所谓殖民地,十里洋场,东方巴黎,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。你知道这城市的城墙在哪里?就在这里。城墙,这古老的防御系统,标志着这城市早在近代前就已开始它的政治经济活动。其时,外滩还是一片芦苇荡呢!你看见城墙,就等于看见了弓箭,土炮,这些早期的征战武器。霸王旗,鼓角,黄巾,红灯,也都浮现眼前。这城墙虽已经断得不连气,墙砖被搬去垫床脚,垒鸡窝,可这就是零落于民间的历史啊!不是正史,是野史。人们,不论自觉不自觉,都染上了些史的气味。小孩子在弄堂里玩的游戏,叫作“官兵捉强盗”,带有古意的。但是,你切莫将它的历史感当作保守,要知道,它也是开放进步的。比如说,那幢老宅子,追根溯源起来,是清乾隆年问某官的私宅,此官名见经传,参与纂修“四库全书”,当为事君之臣。可这宅子,现如今落在谁人手里?一位沙船业主,经营水上运输贸易。而这家商贾的子弟却学的是铁路制造,这就是真正的科学之光了。南此也可看出,现代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块地方,是遵循规律,从自身发生的,和四周围不同。四周围的地方是一夜之间,河滩变马路,纤歌改弦,唱成电车的叮哨声。所以说,在这个奇情异志的城市,只有这里,一小点的区域,称得上草根社会,有“故土”的概念,阿明就是这地方的人。

    大约是高祖一代,是浙江南浔缫丝业的中等商人,曾经兴旺过。但到上世纪末,蚕茧歉收,日本丝业急起,同行倾轧,几起几落十数年。曾祖父将缫丝厂移到上海,不料却遇直奉战争,收上的生茧运不出来,积压在桐乡栈房,一场大火燃去十之八九,终告破产。凭多年丝茧业内的人际关系,曾祖去到一家新崛起的丝厂应差,然而,在这机械化的近代丁厂,他历年的经验派不上用场了,只能做一些杂务,收入也平平。好在他半生在生意场上,见得多,就也想得开,只求老小平安,衣食饱暖而已。底下一辈的孩子,他统只供到高小教育,识字和计算,然后送去学生意,靠自己奋斗在社会立足。最初时,他们家住一幢弄堂里的洋房,几经变迁,就四散了。

    待阿明出生,祖父母是独自住在露香园路。几个叔伯,一个读哈军工毕业留在了东北;一个住上海西区,是婶娘家的房子;还有一个就在十六铺一爿红木店做店员,住也是在十六铺;阿明的父亲呢,则在粮油公司做会计,方才说过,他们家住陆家浜路的弄堂。职业和身份都相距甚远,所以也很难判断出祖父是做什么的。在阿明眼里,祖父就是一个老头,养了一只画眉鸟,每日喝几两绍兴花雕,夏天的晚上,在门前用自来水浇一块凉森地,放一张竹躺椅,与人说说掌故。在南市,尽是这样的老头,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。那来历大体上总是,先前发迹过,然后世事不济,败落下来。所以,在这里的历史气氛中,就又带着衰微的迹象。也因此,这里的历史感是让人感到压抑的。但是,阿明的母亲,却是一个新型的女性,她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,学商科,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做事。父亲年长母亲三岁,同业同事,生相也很登配,很自然地,就有热心人牵线,结为夫妻。然而,事实是,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很快就表明这桩婚姻并不合适。

    阿明的母亲属于那类公司职工自发组织国庆或者春节联欢会上,参加歌咏表演的积极分子。她曾经写过几份入党报告,甚至有一次,已经填了申请书,可结果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考虑。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,只是与几家小粮食厂的老板有交情。交情也谈不上什么大交情,不过是在一起喝酒,吃饭,收受一点小恩小惠,就给人留下“过从甚密”的印象。“三反”“五反”时受了审查,虽然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,但却生生耽误了妻子的入党。母亲闹了一阵子离婚,又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。其时,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,腹中还怀着阿明的妹妹阿援,她表示随时可去堕胎。但又不单是因为这,身份,年龄,家庭,儿女,因为什么都不可能批准她,只得作罢。夫妇之间,从此有了裂隙。从此可看出,父亲是个没什么志向,也没什么心气的人,母亲却相反。所以,这两人就不止是性格不同,而是涉及到人生观的大方向了。大人的事情,小孩子认识不到很深,因为与生俱来,就全盘接受,以为本该如此。在阿明他们,习惯了父亲是屈抑的,他对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,就是:“有什么要做的吗?”下班回家,星期日起床,饭后睡前,总是那一句话:“有什么要做的吗?”有一回,阿明放学回家,推开门,不料父亲已下班,坐在天井里吸烟。听见门响,以为母亲回来,敏捷地一掐烟头,转身道:有什么——看是阿明,他愣一下,就像是依着惯性,坚持把下半句话说完——要做的吗?但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戏谑了。阿明发现,父亲其实有他的风趣,只是被母亲压抑住了。

    母亲的声色覆盖了整个家庭,但也幸好如此,他们的生活才由此变得明朗一些。就如阿明偶尔中的发现,父亲是个风趣的人,可纵然这样,他到老也不过是祖父那样的老人。环城电车线里面四处皆是的,精明,世故,本分又有点油滑的人。他们实在是有些闷的。母亲呢,在这样的环境里,不免显得夸张了,有时,甚至会使孩子们难为情。他们都多少秉承了父亲保守的性格,只有妹妹阿援例外,她和母亲相像。在她幼年时候,就在母亲她们编排的小戏里扮演一个角色,一个哭宝宝,一上台就咧了大嘴哭,哭到最后,由解放军叔叔找到妈妈,才破涕为笑,这个“妈妈”就是他们的母亲。演到此处,台上台下一片笑声。父亲也笑,笑得有些窘。他们兄弟仨则一律低了头,赤红着脸,是气恼的表情,好像大家的妈妈却让阿援一人占了。就这样,他们家的男性成员,笼罩在了女性的阴影之下,其实呢,这阴影是明亮的光。

    星期天的上午,母亲吩咐父亲在天井墙头插碎玻璃片,这是弄堂人家的防御工事,专针对窃贼,兼防野猫。父亲一个攀在墙头;底下三个兄弟,阿大和水泥;阿二砸玻璃瓶;老三阿明挑出最尖利的递给父亲。阿援呢,坐在小板凳上唱歌。这就是他们家的合乐图。但他们三个都不对阿援生妒,首先是家庭中女性的当然地位决定,还是因为,阿援使气氛变得活跃了。阿明和阿援年龄最靠近,只差一岁多点,小时候在一个幼儿园,然后又在一所小学校,而人们很少看出他们是兄妹。女孩子通常蹿得早,阿援的个头就要超出阿明,她又是个抛头露面的家伙。阿明呢,悄无声息。阿援一入少先队,就是大队长,臂上佩着三道杠。阿明早一年人队,却一道杠也没有,一长不长。说起来很有趣,阿明和阿援,有些像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形。但他们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生隙。虽然表面上很冷淡,内里,他们自己都不觉察的,有一种亲密。阿明的弄堂作品,是由阿援向人作推荐:这是我们家阿明画的!她从来不称哥哥,而是直呼其名。她指着画里的人物介绍这是谁,那是谁,说得全错。阿明也不作更正,埋头走过去,似乎那人与事和他毫不相干。有时候,阿援意外得一张香烟牌子,立即跑来送给阿明。阿明淡然接受,无惊也无喜。阿援并不见怪,下一回得了,还是激动万分地奉上。阿明心里是触动的,触动的倒不是阿援知他喜好,而是,阿援能够如此坦然并且生动地表达感情。学校举行活动,白衣蓝裙的阿援站在合唱队前领唱,嗓音清亮,领唱男生则是小公鸡般高亢的歌喉,两人一并起句: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——这个时代的光明颂。阿明不由要为阿援骄傲,可他就不能对他的同伴说:这是我家阿援。

    其实,像阿明和阿援,是最通常的兄弟姐妹之道。因天然是手足,就不必往心里过的,无须有意经营。所以,兄弟姐妹有时又像是陌路人,越是同根生,枝权发得越远,到后来,几乎无干系。但也不要紧,再是疏离,也是一条心。阿明和阿援按着自己的规律长大,将毕业时,阿明的个头蹿过了阿援。阿援虽然有社会才能,但学业一般,中考时候,只考上一所初级中学,而不是跟了阿明进入市属重点中学。随年龄渐长,她外向的性格也在收敛,幼年时耀眼的光彩平复和缓,最终归入普通的女生。阿明和阿援不再同校,不知是不是摆脱了阿援光圈的阴影,或者男生本来就是后发,阿明在中学里脱颖而出。他的绘画才能在壁报上表现出来。有一期壁报是关于支援古巴,抗击美国佬的,于是,题图上便是一个偌大的拳头,拳头底下是肯尼迪,艾森豪威尔,铁托,还有蒋介石,画成爬虫样,但眉眼毕肖。图画课老师在壁报前站了一时,然后赞道:这只拳头画得颇不错。自此就很注意阿明,常在阿明的画上修修改改,意即指导。一日,阿明在街上走,忽听身后有人叫他,回头一看,是老师,从自行车上下来。出了校门,师生间的界限多少会模糊一些,老师又年轻,三十出头的光景,论身量,只怕阿明还略高。此时,他们就有些像兄弟,并着肩走路,说说家常话。老师问阿明去哪里,阿明说去祖父母家送东西,拿给老师看,是一网兜板栗,板栗上用油纸包一块湖羊肉。阿明问老师去哪里,老师回答方才从清心堂做完礼拜出来,现在是回家。阿明说,不知道老师原来是基督教徒。老师笑道,其实不是,因父亲为清心堂做花匠,常听他说些牧师的布道辞,就也跟着听几回,不料索然得很,还不如父亲的传达有趣。老师学着他父亲的本地乡音,说上帝发大水,偷偷告诺亚造方舟逃命那一节。听起来,好像浦东说书,犹太人的经典变成坊间俗话,师生二人都笑了。同行一程,到环城电车站,分了手。下一日在校园里再见到,彼此就有了些亲切的心情,不久,老师就邀学生上家里去玩。

    老师家住老西门内一条短弄,走进去,眼见到底,猛收脚转身,壁上破开一门,跨过门槛,险些儿踩空,原来有三级台阶,下台阶,略一回旋,即已进了一间灶披,左右都是杂物,夹一过道,便通往老师的家了。老师家房间的地上铺着菱形马赛克,显然曾经做过浴室,仔细打量,可见天花板下壁角里有残留的水管。房间里很凌乱,看得出没有女人的料理。老师是单身,母亲又早逝,所以,身上也是不讲究的。在这逼仄杂沓的屋内,推开一扇木窗,竟是草木葱茏,叶间挂着金盏花,不由眼睛一亮。这是出自父亲,一个老花匠的手,他一生与花木为伴。阿明是邀了同学一起去的,两个大男生立在巴掌大一块空地上,身前身后要不是皱巴巴的床铺,就是堆了菜碗饭锅的方桌,要就是摞了棉花胎的橱柜,还有一张躺椅,上面是瓶瓶罐罐的颜料,几乎都不敢动作,生怕打翻了什么。老师热情地指示他们坐在床沿,自己当地坐一把竹椅,支一画架,画一尊石膏头像素描,石膏头像险伶伶地搁在饭桌的一角。两个孩子就看老师画,老师告诉说,画画这事情,必要天天练,一天放下,就要花两天拾起。画了一气,他又让阿明来画,阿明从来没画过的,怎么敢乱动。那同学与老师一并来拉他,于是和老师换座位,接着老师往下画。竹椅和铅笔都热着,带了老师的体温。就是这样,这小屋虽乱,可却带了老师的体温。他头一次画素描,由老师一边指点,最终也画成了。半幅是老师熟练的笔触,半幅是他——一锅夹生饭,老师讥诮道。他就难为情地笑。老师说,没什么,画画就是个“练”字,只要舍得练,都能画出来。但老师并没有让那同学练,可见还是因人而异,有才华这一说。老师不说是“才华”,而是说“手势”,他说阿明你手势好。老师是由清心堂的一位牧师建议,在一家私人画室习了两年画,然后考入中师,毕业后分配到学校任教。他是将绘画当成手艺来对待,倘要说到美术史,亦多是类似逸闻轶事,比如达?芬奇到马路上去看野眼,将路人的脸作十三圣徒的底本,犹如他父亲将《圣经》讲成浦东说书。这样务实的作风倒是适合阿明,因为可操作。要讲“艺术”两个字,只怕会吓退他。在阿明,是连家人间都惮于亲近的,何况艺术那样伟大的事物,高不可仰。

    之后,阿明就常常去老师家。母亲知道老师单给他开课,几次让阿明请来家吃饭,虽不叫拜师,师恩总是要谢的。但阿明不接话茬。在他这样的年纪,已经渴望独立的社交,不想让家人参与。还有一种不愿将家庭示人的心理,倒不是说对自己家有什么不满意,仅只是害羞。少年人,尤其是阿明,何其敏感而且脆弱,不晓得这里那里,怎么一来就会伤着似的。不过,当母亲让他带些家乡的土产给老师,阿明倒是照办了。那土产是上回给老师看过的板栗,湖羊肉,还有家养的母鸡和鸡蛋。阿明知道,老师,还有他的老父亲。都爱喝几杯的。晚上去,就会遇到父子俩在灯下对酌。下酒菜或一大盘卤水,或一大碗炖肉,或一整只烧鸡,也不斩开,就用手撕着吃。男人家的灶头,就是这么简单而结实。父子二人也不言语,最多说一声:你吃!这样凄清的温馨,叫人看了难过。阿明的到来,使气氛活跃。因为有外人的调节,父子间的对话也多起来。所以,老师是很欢迎阿明来访的。等他喝干酒,吃毕饭,将桌上碗盏一推,房间里还弥漫着酒菜的气味,连他手上的油腻还未擦去,师生俩就摆开架式画起来。阿明素描进步很快,不久就很有样子了。有一回,趁老师喝酒,在老师画了一半的素描上接下去,饭后,老师看了,说了一句:拼盘!再下一次,老师说的又是,一锅夹生饭——不过是倒过来,他的“生”,阿明的“熟”,意即学生超出老师。除去石膏素描,老师还带他写生,画桌上的杯盘,床上架上的衣物,那一扇窗外的花和叶——那其实只是天井里砖砌的一方花坛,只够栽一棵树,两株花,嵌在窗框里,竟然繁荣得很。写生,老师讲究快,要上速度,还与阿明打擂台,谁先脱手。等角角落落,粒粒屑屑都画完了,师生二人便走出,到室外去了。老师的自行车驮着阿明,阿明抱着二人的画具,穿过大街小巷,往江边码头去了。

    有一日,去豫园写生,出来后,老师兴犹未尽,要带阿明再去看一个园子。园子内也有亭台楼阁,砖雕石刻,并不比豫园差的,可惜败落了。阿明问让不让进去呢?老师说原先是一家人独住,门户确很严,可是后来迁入一爿街道厂,专做棉毛衫裤,就很容易潜进了。说话间车已骑到一条卵石路,陡起一道高耸的白墙,将路都挟持得窄了。老师告诉这叫烽火墙,从墙的高度就可看出宅子的威仪。门果然洞开,亦无人看守,两人轻手轻脚入内,只听有机针的嚓嚓声,并不见人影。于是放大胆子,穿过彩石铺地的庭院,转过一弯月洞门,门边有几丛芭蕉,门上浅刻两个古体字。老师辨了一会辨不出来,只得作罢,再向里去。路经一个厅堂,青砖地上垒了数十个纸箱,半掩的门里,机针声更响亮地传出,想来就是棉毛衫工场所在了。他们走过一条内廊,落地窗扇下方,有木浮雕,刻的是扇子,葫芦,箫,拐杖什么的,老师说这是八仙的用物,俗称“暗八仙”。穿过回廊,到了义一个庭院,巍然立一座门楼。门楼上就好似一个小戏台,热热闹闹地雕有一行古人,携一匹马,还有无数云朵和浪花。阿明以为是《西游记》,老师纠正还是八仙,“明八仙”,那马非是马,而是张果老的驴。老师接着指点说,这是明代的风格,注重写实。正说话,忽然头顶响起如雷贯耳之声:胡说八道,明代哪有这般细巧的东西?是清代,我最讨厌明代的东西,粗!他们回身抬头,看见身后一幢楼阁,推窗探出一个老者,俯向底下,还伸出一只手,指向老师:我平生最恨半瓶醋!待老师要申辩,老者忽一醒悟,叱问道:你们怎么进来的,分明私闯民宅!老师也撑不住了,转身拔腿就走,阿明紧紧跟上。二人慌忙中,又错了方向,记着曾走过一个厅堂,于是撞开一个门,却是另一个,几个女人在换衣服,锐叫起来,来不及地退出,又绊在门槛上。抱头鼠窜一阵,终于走出门,却又是另一扇,沿了烽火墙急急地走,好像溜边的老鼠。走到墙角,拐过弯,方才找到进去的那扇门,门口停着自行车,一前一后跳上车,一溜烟出了卵石路,路牌上“天灯路”三个字一闪而过。此时,两人才松下一口气,想想那老头并不会追上来,不由笑起来。这一笑不可收拾,车都歪了,干脆跳下车来,站在马路沿上弯腰捧腹地笑。内向的阿明从不曾这么样纵情地大笑,他也不曾做过这样冒险的事——私闯民宅,他想着这一句话就又笑起来。他们师生站在一片瓦顶板壁房屋之间,黑瓦上是大片的蓝天,有一些云正飞快地行走。老师强忍了笑,说,你有没有看见,他家养的一只鸡,肥得走不动,不晓得是明代的种,还是清代的种。两人再笑。师生二人并肩走了一段,然后又一前一后跳上了车。

    可是,和老师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久就结束了,老师结婚了。老师的婚姻问题足有名的老大难,热心的同事都为他做过红娘。老师挺好说话的,介绍来的他大多满意,可女方就不那么将就了。老师家境贫寒,一个教书匠,还是教画画的,看不出有多大的出息。时间拖延久了,年龄上去了,就又成为一个缺点。介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来,又像走马灯一样离去。其中有一个是国棉几厂的挡车工,老师特别中意,他本性是喜欢劳动类型的女性,身体结实,性格爽利,其实是有一种裸露的情欲的吸引,可这类女性往往又不赏识知识。老师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知识人看,以为是手艺。可他怎么能左右世人的认识?所以,这一回不成功很是让老师伤心,他对了阿明就好几次表态,不准备讨老婆,一个人过很好。他还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:一个人一顿可吃四个狮子头,结婚有了儿女,一人只可分到一个。但说归说,做归做,老师终还是结婚了。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个教师,教的是数学,学历比老师高,家在西区淮海路,父母也是知识分子,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,也因为她认识老师的才能。说起来应是知音,但阿明只见师母一面,就觉得并非老师所爱。师母长得很高,很瘦,前冲的额头下戴有一副眼镜,看人的眼光很严厉,极爱干净。从此,老师的家换了人间。墙刷得雪白,地上马赛克里嵌的泥垢也剔净刷白,家具换新,桌上柜上都铺了网眼的白纱巾。老师的父亲住到清心堂门卫室去,将房间腾给儿子媳妇,周日回来吃一顿饭。父子二人也被收拾整齐了,三口人围了桌子吃饭,桌上的汤菜都是素净的颜色。不知怎么,阿明觉着老师是拘谨的,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。当然,在他这个年纪不会懂得,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收敛与安定,其中意味着的归宿感。虽然师母对他很客气,可他知道以后是不能常来这个家了。老师呢,也并没有力邀他。

    这样,他就升到了初三,面临考高中。凭他的成绩是可直升本校高中,但他心里并不满足,他想考上海中学。这当然因为上海中学是最有名望的一流中学,可是阿明自己的学校也很有渊源。人称是这城市校史最长的中学。在这个区域里,有的是历史。虽不是秦砖汉瓦,执意要追,也可追到南宋末年设置上海镇。然而,这也许就是阿明想考到外区去的一个原因。这个区域,有些令他恹气呢!他的家,也有些令他恹气。上海中学却是住读的。在这个老旧的城区里,似乎什么东西都变得易朽了。两条辫子环在脑后,系一对蝴蝶结的母亲,一夜之间头发剪到耳根,眼角长了细纹,热情与活跃演变成一种喜怒无常。妹妹阿援被中学的学业压得沉默了,母亲的情绪波动再雪上加霜,她甚至有些抑郁。母女俩的声色都黯然了,当年在台上演出失散后重逢的喜剧场面,已变得不可追及。父亲更不用说了,他几乎比祖父还显老,祖父尚有威仪,父亲由于在家中的地位则是畏缩的。还有老师,应该说,老师变年轻了,原先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成整齐的分发,毛料的裤缝笔直,皮鞋擦得铮亮,手里拎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,发福的脸面上不见一丝皱纹,可就是这安居乐业的表情,将他归进了中年男人。阿明有几次路过天灯路,抬头看见烽火墙上有几道裂纹正悄悄延伸开去。江边码头的防波墙也在皲裂和颓圮。汽笛声是喑哑的,连江上的水鸟都在老去。

    母亲不同意他放弃直升,为了机会渺茫的上海中学。在人们眼里,上海中学是高不可及的,即便是同一分数线,那也是特殊阶层的孩子优先:高于,高知,名流,统战对象。出身一般家庭的孩子不是说进不去,而是必须有格外优异的成绩,方可问鼎。阿明是家中最寄托希望的孩子,阿大已进入一家中专技校,阿二学业平平,阿援是个女孩子,宝贝归宝贝,却是靠不住指望的,惟有阿明,从小真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。所以,这一家的感情结构渐渐产生变化,重心从阿援移向阿明。而如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。小孩子的受重视仅只是受偏爱,成年的儿女则不同了,是有了责任。因此,阿明的选择就不止是他个人的事情,而是负了家庭的重望。

    阿明原本就是内向的性格,此时他都变得孤僻了。这是一个少年心理长成必经过的危险时期,外界的不利因素会无限夸大压力。母亲在家中惯有的专权,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她的意志,在她刚烈的性子,又通常是以暴戾的方式来表达。在此情形下,阿明只有越加沉默。但是,如同俗话说的:什么最凶,不理睬最凶!阿明的沉默就有了一种抵抗的意味。甚至于,在他的沉默面前,暴怒反显得虚张声势。这不免更刺激了母亲。其实呢,这只是表面,内里,阿明是软弱的。母亲的叫喊让他害怕,而父亲无从措手足的样子尤其叫他辛酸。这一段,可是难为了父亲,他是连儿子都要讨好的。他晓得儿子的反抗无济于事,只会挫败自己的志气,但要是女人对儿子让步,他也会难过,她怎能受了这般委屈啊!看上去,他成了这家最低下的人,奉承女人,奉承儿子。多亏有了阿援,她在母亲和哥哥之间传递一些话,无非是哥哥向母亲要学杂费,或是母亲让哥哥加减衣服,就是这些闲账调和了气氛,使关系不至紧张到崩裂。于是,这段日子,阿明和阿援有了些真正的兄妹问的亲密,这亲密也是叫他难过的。可是,反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,似乎超出了事情的本身,尽管有这许多的伤痛,他还是不能屈服。阿明实在是个温存的少年,倘若在一个惯于交流亲情的家庭里,他会生活得轻松。不凑巧的是,他的家人们都是那种不自觉的人,感情是木讷的,他这样的敏感,到头来就伤了自己。

    初三的上学期,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。一放寒假,阿明就到露香同路祖父母家去住。以往的假期,他们兄弟也有去祖父母家过的先例,但在此时,却有了些含意。是不应战,也是不妥协。而寒假过去,直升高中的名单就要定夺。形势就是这样急迫。母亲咬牙等了几日,终于按捺不住,去露香园路看他。正临年前,祖父母家一片杀鸡宰鹅,烹猪烹羊的节日气象。几家共用的灶披间里,换了盏一百支光雪亮的灯泡,壅塞了他们堂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家的一大群孩子。这边一盘石磨霍霍地推水磨粉做汤圆,那边煤炉上滋滋地熬着猪油,准备汤圆的馅,热汤热水中间,还挤了一张小方桌在打四十分。阿明挨在桌边观战。多日来的焦虑心情此时似也放松下来。当母亲踏进门,一眼看见阿明悠闲的样子,不由地勃然大怒,上前就来拉阿明。已经是那么大的儿子了,怎么能不顾他的面子,阿明本能地不服,他只轻轻地一拨,母亲就被拨到一边。就在这一刹那,阿明发现母亲只及他的耳畔,极弱小的一个,气恼里就加进了怜悯,更加痛楚。结果是夺门而出,推上表兄的自行车,跑得没影了。

    阿援和两个大的跑了阿明的最要好的同学家,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这年冬天特别冷,弄堂里水管都爆裂了,阿明出走时,身上只穿了毛线衣,口袋里也没有钱。眼看着两天两夜过去,一点消息没有。母亲这种烈性的人,其实是易折的,很快就躺倒了。到第三天晚上,一家人正坐着发愁,忽听门响,阿援出去,看见阿明已推进东厢房,一个人低头坐在床沿。阿援又惊又喜,问他这几日去了哪里?停了一会儿,阿明才告诉,其实当天晚上他就回到祖父母家,但祖父母却让表哥陪他去了老家南浔。祖父母向看不惯母亲压抑父亲,继而又压抑孙辈,又气父亲没出息,制服不了女人。正好趁此机会给媳妇点颜色,替儿孙两代出气。人上了岁数就有些像孩子,行动做事不大考虑后果。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洞察力,捏得人的软肋。倒是阿明这几日过得颇不安,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。其实事态到此,已和直升不直升,上哪一所中学无甚关系,在阿明这边,多就是一股子意气,冲着什么来的,是母亲,又不尽是。那几日,阿明和表哥住在南浔的堂叔家,堂叔家也是忙碌着准备过年。乡镇里将年节看得更重,仪式也更多。过年的同时还是祭祖的日子,各家都买了猪头,肥大的全鹅在笼上蒸,炭画店里忙着接活,替人画祖先的像。沿河几里都是集市,岸上是菜肉,岸下船里是鱼蟹。这繁荣的景象让阿明更感寂寞了。他一个人去了一趟小莲庄,小莲庄里几乎没人,塘里浮着残荷的梗叶,草木凋零,疏离的几幢楼在冬日单薄的阳光里显出了旧敝。这一番萧条倒合乎阿明的心情,因是像一面镜子照出阿明的苦闷。可是,有那么严重吗?他不自禁地感到疑惑。这就是救他出危境的助力了,是理性?亦不全是,还是宽容,来自于年轻的有希望的心。这样,他就想回家了。到家的晚上,他不肯去见母亲,母亲知道他回来,也已安静下来。就这样,母子俩都已准备让步,但谁也不先提。在母亲,是强硬,在阿明则是软弱,气氛却已经松缓下来。春节过去了,寒假也过去了,新学期来临。开始时还好,渐渐地就不那么正常了。怎么说呢?这应是最紧张的一学期,可相反,竟比以往更松弛,似乎,内部有一种秩序在涣散。果不期然,五月中旬,中央通过“五一六通知”;五月底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;六月中旬下达“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”,文化革命发端,大学中学停课,升学亦暂停。阿明和母亲的分歧就此消除,他们也不必再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妥协了。

    最初时,阿明感到一身轻松,他既不必服从母亲——在经过这么坚决的反抗之后,再趋于服从总是难堪的,现在不会有这难堪了;而且,他也不必冒险了。其实,真让他考上海中学,他也是打怵的。他将自己逼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啊!现在好了,他解放了。他真没想到,他的困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。这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,又是一次大革命的小小预演。阿明参加了红卫兵,其时,红卫兵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形成,就好比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。阿明不是那种进步意识彰显的学生,他多少是随大流,但决不是甘于落后的。而很快,他就成了重要人物,因为他的绘画才能。历来的革命,都是需要艺术的。艺术有一种夸张的本质,可以强调革命的意义。革命呢,亦同样有一种夸张的性格,可供艺术发挥它的专长。所以,这两件东西往往不谋而合。阿明就这样投入到革命中去了。原先只是在壁报上题图,或是画板上速写,如今则需将画幅开得极大,撑足一整个宣传栏,有时是将白报纸连起来,从楼顶悬到楼底,等到他名声渐渐走出校外,就到了电影院上方的海报版块。真是豪迈!他特别热衷于描绘盛大的场面,人物众多,有造型感。比如“破四旧”,人们将店招牌当街砸烂,点火燃烧;黄浦江边游行队伍,红旗海洋;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——他是从新闻照片上看见这场面。他喜欢城楼上方高广的天空,底下汹涌的人潮,还有那些脸庞上激动的表情——他总是向往外在的形态,就像他小时候羡慕阿援能够生动地表达感情,现在他也有了表现的方式,略微曲折的,就是绘画。这些图画的奔放格调,与他这个人的气质似是不相符的,可惟是它们,才能够寄存他阿明的心胸。他自小生活在逼仄的街巷,头上的天空,都切成一条一条的,他屈抑得够久的了。现在,终于奔突出来。

    和所有的学生一样,阿明也一直筹备着去北京串联,可这边,活计堆成了山。他一周推一周,“八?一八”第一次接见错过了,“八?三一”第二次也过了,“九?一五”又过去了,十月一日,十月十八日都相继过去,他还是脱不开身,而革命则呈现出无政府状态。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一个个战斗队,大致可划为保皇派和造反派,其间再分为各种小派,名目就多了,有的是同意造反却不愿属于造反派,亦有的是同意保皇也不愿归属保皇派。林林总总,都来拉阿明。甚至还有几个所谓“逍遥派”的同学来与阿明商议,自立山头,也建一个什么战斗队。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,阿明的热情也冷却了。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,对这场革命的要旨更说不上了解,他只是一个社会性挺强的人,自觉地遵循社会准则。到这时节,社会全面性地无组织无纪律,他便落入茫然。好在,无论哪一派别,拉他无非都是画宣传画,所绘制的,也都是宏大的革命场面,充斥着战斗的激情。从这一点来看,革命又是有着共同的性质,而阿明呢,就此保持了朴素的革命观念。他奔走于各个敌对的派别之间,完全不明白他们的分歧是在何处,有时他也试图去了解,却被一堆激烈的言辞吓退回来。他们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,甚而同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言论,结论却是决不能调和的。阿明很快就放弃了要搞明白的企图,只专心在绘制图画。要求绘制的画面越来越大,似乎表示着宣言的力量。阿明立在梯架上,颜料装在铅桶里,操着排笔大小的画笔,他忽觉得自己就像个油漆工,继而想到英文“PAINTItING”这个词,确是有绘画与油漆双重解释的。再又想起老师讲的意大利那个叫提香的人,给教堂画穹顶画。他这不是接近艺术的起源了吗?他这么想着,并没觉察到潜意识里的讥诮,如果他认真地追问,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相信,不相信什么?不相信这些革命的名义。但他没有追问。这里有没有一点逃避的意思?逃避危险的答案,他依然不觉察。所有的意识都在懵懂之中,可时代的复杂性却来临了。

    有一日他回家拿东西,父亲和母亲都在家,这才想起这是星期天。厨房里家家都在烹煮假日的菜肴,一股猪肚的肥腴香味弥漫四处,大人在喊小孩子拷油打醋,小孩子则百般逃脱。他想起了以往的和平的日子,离他已经退远了,不料想,这日子还在继续着。母亲没对他说什么,自从那场风波,她对这儿子有些畏惧。也正因为这畏惧,她发现儿子长大了,而自己则不由地孱弱下来。父亲看着他找到要找的东西,又跟他出门,背着手站在一边,看他弯腰开自行车锁,忽然说道:古人有言,一仆不事二主,从一而终。阿明抬头看看父亲,父亲也看他。阿明说:这是什么意思?父亲哈哈一笑:不足为训!阿明发现了父亲的油滑,油滑里是世故。就像前面说过的,在这老城厢里,街头坊问,走着的都是这样的男人,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阿明又一次地想:生活还在继续。他骑上车离开家,耳边却重复着父亲的话:一仆不事二主,从一而终。什么话!何其陈旧,可是不幸的是,它恰恰针对着阿明的处境。一时上,这场崭新的运动变成了旧戏文。阿明不禁有些生气,发狠地踩着自行车踏脚。然而,四下里都是新气象,旧招牌换成新招牌,旧街名也换成新的了,那旧屋瓦上覆盖了新红旗。他箭似地驶到地方,下车登上高梯。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宣传画,在昔日的广告墙上,干活的人已经到了几个,在各自负责的板块上工作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,共同占领了这一块宣传阵地。底下围了许多行人,仰头看他们作画,转身之间,阿明看见人群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,就涌上来一些虚荣心。画上的人和物都要超出常态大小的数倍,如他们近距离的,视野里只容下局部,便是一片片色彩热烈的斑块。阿明的心,昂扬起来。他登高几级,画上端的一名红卫兵的脸庞,不自觉地将她画得有些像阿援。他稍抬眼睛,就越过了宣传栏,那后面是一片矮屋,千家万户的样子,有鸽群贴了屋顶飞翔。他有些鼻酸,似乎,一股悲悯在渐渐升起。他感谢这场革命,虽然他参不透革命的用意,可他充满感激之情,感激它将他拯救出平庸的生活。

    这一天,阿明从画图的地方回自己学校。这一回,他出了本区,在外区的宣传栏上工作。山头林立的红卫兵组织,跨过校际区际,纵横联合,分裂的形势依然,却是在更大范围内,分与合的规模都扩展了。天已向晚,自行车磕磕楞楞地压过石卵路。为抄近道,阿明有意从这条巷子里穿行。不到上灯的时间,巷子里已很暗,前方有一眼老虎灶,灶口里的火光更加深了夜色。忽然间,他的自行车轮被什么卡住了,没容他低头看,人也被钳制住了。瞬息之间,有七八个人围上来,将他拉下车,一拥而走。脚步声在卵石路面上激起纷沓的回声,有人从对面走来,将身体贴在墙上,让他们通过。在这非常的年月里,随时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,人们都已经习惯了。那几个人将阿明紧紧夹在当中,脚上的鞋被踩掉。却不允他弯腰提起,结果,鞋就彻底脱落。他赤着一只脚走在巷道里,鹅卵石圆润地硌着脚心。可是很快就转上水泥街道,路面变得粗糙了,中途还踩到一个锐利的金属物,划破了脚掌。在此同时,他的衣袖也被拉扯得绽线,衣襟前的扣子崩掉两粒。他就这么着被推上一段楼梯,在一道门槛上绊了一下,进了房间,然后门砰一声关上了。天已经完全黑了,阿明又处在极度的惊惧中,半天回不过神。但等喘息稍定,四下里微明起来,他看见自己立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。这是一间极小的屋子,一半堆了杂物,轮廓模糊。有一扇窗户,横一根木条钉死了,透过半扇窗玻璃,看得见一侧伸过来的屋檐,檐下有落水铁管。他看清这小屋其实是一间厕所,杂物所堆之处正是便池,他的脚边则是一具水斗。他先在水斗上坐下,努力去想他的处境,可思路被尿急打断了。他起身将那堆杂物从便池上撤下,都是折了腿的课桌椅,所以他断定这是一所学校。他拆出可容一个人弯腰的空间,挤身进去解决了问题,试着扯一下水箱拉线,只听一阵汹涌的水声,竟然还管用。水流声激荡了很久,在空荡荡的楼房里穿行。阿明身上轻松,头脑也清明了许多。他想,他一定是被哪一派的组织劫持了,因他为许多派组织服务,所以也就无从确定劫他的究竟是哪一派,又为什么要劫持他。他,只是一个画匠,一个油漆匠。这一晚上,没有人来理会他,他坐在一张瘸腿的课椅上,凭这张课椅的高矮,他进一步推测这是一个小学校。此时,小学也停课了。他坐在课椅上,看着窗玻璃外的那块天空,由深蓝到墨蓝,再到黑,然后又一点一点变浅。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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