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、高医生

    高医生原名高淑怡,“淑”是班辈,“怡”是名。浙江杭州人。临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户,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。到她出生的一九二○年,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,已无收人可言。在她三岁那年,母亲去世,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,杳无音信。族中长辈出面,将还有一个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,几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家寄养。她由她乳母抱着,去到上海的姨母家。说是姨母,其实隔了有三表。姨母家供她吃住,还供她上学,负起了养育的责任,但感情终是疏淡的。唯一亲近的就是这位乳母,绍兴柯桥人,结婚半年死了男人,遗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。乡人都说她命硬,婆家人很虐待她,于是就出来做乳娘。小孩子说话说不清,一开头就叫她姆姆,连大人也跟着叫了。这种乡下女人,本是没有姓名的,渐渐的,竟就忘了自己叫什么。后来,户籍登册,登的是“高母”两个字。而她们真像是一对母女,夜里歇在房内,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,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,说到后来,两人泪眼婆娑,相拥入睡。

    在世纪初,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,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。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,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,思想很洋派,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,习洋文,读工科。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,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,就是在这里,她将“高淑怡”这个名字改为“高晨”。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,似乎是突然之间,转变来临。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,而是心理。在她的遭际之下,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。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,轻着声音说话。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,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,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,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,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。在这点上,姆姆倒是比她坦荡,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。底下人的是非里,她常要插人一脚,甚至有一阵子,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。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,但从另一方面,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。也正是有了她,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,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。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,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,然后,进了医学院。医学院有运动会,每个同学都报名,她报的是短跑。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,心想,跑步总是会跑的吧!于是,早晨,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。草坪广阔,树木葱茏,鸟在枝叶间啁啾,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——这种古老的风格,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。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,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她看见操场沙地上,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,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,光也在交错叠加,钟声响起了。

    高晨进校的时候,正是抗战爆发,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,作为教学医院,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,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。高晨穿着白衣,随老师走在病房,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,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,上面都是受苦的人。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,在姨母家里,身边都是享福的人,可她却是消沉的;在了这里,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,她则昂扬着,这是为什么呢?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,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?她想:大约是“同情”这两个字。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,而享福的人不需要,甚至反过来,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,于是,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。再接着,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,仅仅用“同情”是不够的。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,挣扎和搏斗,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,一种敬意油然升起。她想起了耶稣,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,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。在疾病的理论上,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,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。她想,是那百分之几的人,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。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,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,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。于是,在她心中,充满了慈悲的心情。她想,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。

    第二年,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,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,没有得到批准。老师对她说。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,并且委婉地批评她,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。老师说,抗战当然重要,是救民众出危亡,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,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。后来,数年过去,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,毕业典礼上,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,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,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,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,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,而现在,她有了理性。

    毕业后,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,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。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,有着严格的规定,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,女性护士则都未婚,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,为应对变故,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,之后亦相对松懈。等高晨进医院时,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。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,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。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,事实上,各有具体的理由。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;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,不堪增添家累;还有一位,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——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,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。其实,不管何种理由,总起来就是一条,职业妇女的压力。高晨的未婚,哪条理由都沾一点:她有献身精神;有养育的责任,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,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,和姆姆一起生活;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,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,可是,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,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。所以,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,很简单,没有遇上一个人。文化革命开初,像她这样,既是工商地主出身,勿论破落还是上升,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,加上教会学校背景,总是革命的对象。被批判和斗争时,未婚这一点,是最让人诟齿的。人们浮想联翩,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,最后的版本是:这是一个美蒋特务,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,由于纪律限制,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,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。虽然怪诞可笑,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,由不得人不信。对于当事人来说,无论离事实多远,却也是涉及到隐私,足够受侮辱的。这时候,还是多亏了姆姆,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,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,称得上赤贫,你能拿她怎么样?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,学校的红卫兵,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,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。要带高晨去批斗,她则跟着,一路和人辩着。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,她都有胆量撕掉。

    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,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,后来有的迁出,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,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,至今,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,多是不相干的住户。高晨依旧,住二楼的一间。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,或者说修道室,墙是刷白的,地板,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,床上铺着白单子,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。除了几架书,几把桌椅,再无其他用物。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,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,证书上的徽样,藤蔓枝叶的边饰,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,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,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。相形之下,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。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;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;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,盛着豆干,咸菜,于是,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;姆姆买来的碗盘,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,牵了风筝,或者捧了鲜桃。也是靠了她的姆姆,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,而不至两不相干。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,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,久而久之,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。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,如今多是一般市民,居住拥簇,家境中等,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。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,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。而高晨安静的生活,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,使他们尊敬,并且心存感激。有时候,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,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,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;又有时候,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。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。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,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;在院子里晾衣服,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,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。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,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。夜里小儿突发高烧,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,事后呢,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。这就是高晨的人间。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,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,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,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。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,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,但这种平静温煦,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。所以,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,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,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。

    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,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,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潮。因此,她又被解放出来,派去“六?二六”医疗小组,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。此时,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!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。像南昌和嘉宝,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,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。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,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,而是,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,就有权利生存。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,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,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。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,从理论上说,她不反对堕胎,妇女应该有拒绝孕育的自由,当然了,最好不要让受孕发生。所以,折衷起来,高晨是支持避孕的。可是,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,怎么办呢?前来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,在她眼里,都是孩子。他们的惊慌,窘迫,恐惧,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。产妇,尤其是乡下产妇,她们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荡和洪亮,痛苦中带有着炫耀,几乎是幸福的宣言。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,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,下了手术台,躺都不躺,一溜烟地跑走,转眼踪影全无。高晨不会去打听她们的下落,可心里是为她们担忧,不知道手术愈后如何,不知道当她们想做母亲的时候能否正常受孕,更不知道年少时经历了这些事故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?尤其是她所看见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,让人不敢相信能对女孩负责。也因此,她对男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。她不是要责罚他们,只是想让他有意识,他与她必须共同承担后果。

    南昌吃了她一记教训,话不重,却有些分量,心里开始畏惧这个女医生。坐在一边,听高医生与嘉宝问答,关于身体的某些表征变化,他发现女性竟是那样复杂的一种生物,他了解甚少。而他对自己,男性的身体,又有多少了解呢?在问诊的过程中,间断有几位病人求医,高医生就让他们坐到一边去等候。他们两人并肩坐一张长凳,互相并不说话,方才高医生的询问使嘉宝意气消沉,她仿佛这才意识到她将要经受什么样的事情。时间已到正午,高医生说吃过饭再做手术吧,于是,领他们到公社食堂吃饭。食堂里弥漫了草木灰与饭蒸汽的味道,嘉宝忽又呕吐起来。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吐了,她把呕吐这回事都忘了,可现在,不期而至。这是南昌第一次看她呕吐,不由地也心中作呕,而且情绪低沉。这天上午,他无疑是上了一堂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,感受是什么呢?是嫌恶。这心情其实是与嘉宝同样的,她间隔多日,又一次呕吐,多半也是为这。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,相反,更生分了。从出发到此时,他们大概连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没有过。

    高医生买来白米虾,红烧鱼,成菜毛豆。这两人都没胃口,南昌还吃了半条鱼,一碗饭,嘉宝只是开水泡了半碗饭,用了点咸菜送下去。吃饭间,有人与高医生打招呼:来客人啊!高医生笑答:两个小客人。这话使两人都感到了亲切。高医生又指给他们看食堂地上摇摆着的一只鸭子,说那鸭子专是跟了前边那条大汉,公社的一名书记,也不是他家的鸭子,可专与他要好,果然,那鸭子等他买了饭,又跟在他脚后跟到了桌子底下。中午时分,食堂的洋灰地上蒸出热气,门窗外是白炽的日光,白木饭桌散发出木头与抹布混合成的气味,乡下人朴拙的口音也是令人厌气的。不知道高医生的兴致从何而来。此时,她摘下帽子,露出剃成男式的头发,有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,抚抚她的肩膀,说:要不要施点化肥,长快点。高医生就说:让书记批条子呀!南昌不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,嘉宝则完全沉浸在心事中,对周遭一切都视若无睹。

    手术时,南昌就坐在外间,只隔了一张布帘。听得见里面器械的响动,高医生对嘉宝的说话——让她数数,说数到一百,就好了。南昌不敢走开去,高医生的训斥一直在耳边,不由也在心里跟着数起来:一,二,三……可是高医生数得非常慢,“一”之后好半天才是“二”,“二”之后又好半天,“三”之后就更长了,嘉宝一直没有出声。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,南昌已经放弃了数数,只高医生偶尔地报出一个“十五”,或者“二十”。门外的太阳地,明晃晃地炫目,这个午后真是无比的漫长。突然间,嘉宝发出一声哀求:医生,拉拉我的手!高医生应道:好的,等一等,让我腾出手来。门外的日光忽地尖锐起来,南昌的眼睛一阵刺痛,他将头埋在膝间,感到了惨烈。

    终于结束了,高医生洗净手,在南昌身边坐下。嘉宝在里间,声息悄然,高医生说让她躺一会。南昌嗅到高医生身上来苏水的气味,这气味就像有镇定作用,南昌平静了一些。他直起身子,靠在墙上。停了一会儿,高医生问:今年多大?十八了,南昌回答。父亲母亲呢?高医生问。父亲隔离审查,母亲去世了,南昌如实答道。哦,高医生点着头,听起来和我差不多,我三岁那年母亲去世,父亲呢,弃家出走。南昌转脸看着高医生,又一次想到,她是可以做自己母亲的年龄,而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这么接近地谈过话。高医生接着说:那个时代尽是没父没母的孩子,还有遗弃孩子的父亲。说到这里,高医生轻轻笑了一声,好像说到了一件极好笑的事情。南昌也跟着一笑,他精神渐渐松弛下来。两人静了一会,帘子里也静着。南昌的眼睛移到高医生的头发上,犹豫着说:高医生,您是……高医生接过他的话:牛鬼蛇神,已经回到群众队伍里来了。高医生的口吻里带了一点戏谑,南昌不由义笑了一下。高医生问: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?南昌说:英语,可是全还给老师了。于是,高医生念出两个英语单词:LIGHT,TRUE,学过吗?“光和真理”,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。说罢,她又笑了,摆摆手,站起身:我又放毒!好了,走吧。

    骑在回去的路上,南昌在后,嘉宝在前,两人相隔很远。南昌不敢靠近她,似乎是,嘉宝身上带了一个可怕的创口,这创口连带着她这个人,一起变得残酷了。远远的,她的背影在他视野里,日头略偏一些,光依然是炙热的。在这过度的明亮之下,视野反变得模糊了。嘉宝的背影颠簸着,南昌的心也在颠簸,不是心疼,而是恐惧,恐惧这个创口会崩裂,流血,不可收拾。他们沿路骑去,不知怎么一个回转,黄浦江在了眼前。江上蒙了一层水汽,在日头底下,白茫茫的,轮渡鸣着汽笛,南昌想哭。一班轮渡刚离了岸,码头有一阵空寂,江面袒露,看得见对面,殖民时代的建筑隐约呈出华丽的轮廓线。海关大钟敲奏着颂歌的旋律,那单纯的音符,有一股质朴,与这城市的性格是不符的,可是因为钟声的高广,充盈苍穹,于是便有一种近乎本意的东西,最终覆盖了这片大地,使之生出新的气象。对岸的轮渡迂回着靠过来,阻断了视线。下午时分的轮渡很空,但依然按时往返。南昌偷偷回头看嘉宝,看到的仍是背影。嘉宝背对着他,扶车向着江水。一艘驳船突突地过去,在江面犁开一条路,随后又合拢。几个浮标乘着水波上下滑动。南昌看不见嘉宝的表情,这使他庆幸,也使他不安。嘉宝好像换了一个人,他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她似的。船到浦西,出了码头,他们都没打个照面,分别往不同的方向骑去。他骑过大楼间的狭街,石砌的墙面遮暗了光线,他就像骑在楼的裂缝里,心中的哀戚越积越多,哽住了喉头。他骑出狭街,眼前渐渐开阔,最终开阔成一片,他驶在了人民广场。多么辽阔啊!他简直辨不清方向了,恍惚中迎面跑来一个小孩,他急忙一个刹车,人和车一同倒在地上。这时,他看见了天空,天上飞着几个风筝,那个疾跑过来的,就是放风筝的孩子,此时已经跑远。偏西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,他眯缝起双眼,想起高医生方才说的两个词:光和真理。这是很浅显的概念,浅显到南昌怀疑自己是否懂得它们的本义。现在,高医生与他隔了一条江,高医生却是在了彼岸。这是漫长的一天,怎么过也过不完。南昌身上压着自行车,身体呈一个“大”字,有人和车过来,奇怪地看一眼,过去了。晒得滚烫的地面烙着他的身体,他身体深处也有一个创口,受着抚慰。天何其的蓝和高!

    下午四时许,丁宜男在窗前缝纫机上绣一件织品的花边,忽听窗户上叩响了两下。推出窗去,见是嘉宝,在树叶的影问,一张脸显得小而且苍白。她悄声问:你家有人吗?丁宜男说:外婆跟母亲去舅舅家了。嘉宝这才锁车进门。进来后,站了站,说:我能在你床上靠一会儿吗?丁宜男引她到自己的床边,她脱了鞋,平躺下来,闭上眼睛。丁宜男觉得异常,想问又不知问什么,就让她躺着,回到缝纫机前继续做活。有几次回头,看嘉宝一动不动,似乎睡着了。还是有些不放心,便走过去,想问她喝不喝水,却见她满脸是泪。你怎么了?丁宜男问。她侧过脸朝向墙,这时,丁宜男看见,在她身下,正渗出血迹,渐渐地染了她的洁白的床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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