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、南昌

    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,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,曾跟随去往中央工作。不久,这名领导却因涉人一起分裂事件,清除出党,他便也调离回上海。此时,华东局已撤销,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,保留了原先的级别,但是个虚职,事实上,已是赋闲。其时,他方才三十六七岁,正值当年,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,心情是消沉的。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,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,开间比较逼仄,楼层也较低矮,光线就暗了。墙纸本来是杏黄上白色的曼陀罗花,年经月久,都模糊成一团土黄,有的地方剥落了,并不补好,好在颜色和墙皮接近,倒也不显眼。应当说,还有几分娟阁的情调。像这样常是处于迁徙中的家庭,自然没什么家具,简单的几件都是单位里租借来,然后又折价买下,白木上边钉着编号的铜牌,留下军旅的风格。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门打蜡,蜡扒拖得铮亮,水曲柳的木纹就像水波,因为家具少就显得面积大,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,是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。墙,地板,家什,这几样其实各有特色,并在一处却觉得十分混乱。可是,上海的公寓里就是藏着许多这样古怪的居室,住在里边的人,因为对城市生活——进一步说,对安居的生活没有概念,所以并不以为不妥,兀自按自己的方式过。时问长了,倒又创造出一种粗放型风格,可兼容并收各种元素的。而且,因自有一股热烈向上的气派,就更显其轩朗。你推进这样的公寓,只扑面而来的葱韭蒜辛辣,就可将这都会城市的绮靡婉丽扫荡一净。然而,在南昌的家里,气息似乎有些疲了,缺乏力量创造新的性格,于是,那几种不相谐就孤立着,互不相干,变得寥落了。

    因为人口多,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,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铺,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。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,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,一把藤椅,依墙一具书柜,贴了房门后边,是一架行军床——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——于是,又过于空旷了。这朝南的房间,窗户没装窗帘——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,日光大豁豁照进来,不给人明亮的感觉,而是灰蒙蒙,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。到了夜晚,就换成路灯照进来,也是大豁豁的,但到底幽暗了,而且角度是固定的,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,比如,几个墙角,书柜的侧面,房间变得宁静了,在宁静里,生出一点活跃来。父亲养了一只鹩哥,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,白昼里安静着,到了夜晚,鹩哥开始发声。它不说话,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,仅五个音符,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,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。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,人们期待着下一句,可依然是这一句,接下去,还是这一句,永远是这一句,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,又单调又令人不安。父亲用口哨教会鹩哥这一句,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,还是确实教不会了,鹩哥就只能唱这一句。在寂静的夜晚里,这声音很清亮,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。

    他家孩子很多,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:先是奶妈带,带到两周岁,进全托,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,进寄宿小学,再上寄宿中学。所以,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,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,就是奶妈和保姆。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,所以又召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。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,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,或者拿着些针线,见这家的东家回来,便噤了声,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,进自己房间,关上房门,又一并发出声来。他们小孩子之间,甚至都不能经常见上面。因为这一个周日回家,那一个恰巧周日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;那一个周日回了家,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;等到寒暑两假,大家终于都回家,可因为照应不过来,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。所以,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,有的感情亲密,有的形同陌路。南昌他排行第三,上面是年龄长出一截的两个姐姐,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;底下倒是兄弟,年龄也贴近,却是一对双胞胎,形影不离,不免就将他排斥了;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,又小,与南昌更不沾边了。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,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,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,不像两个大的,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,后面一些的呢,也是一会儿托给这,一会儿托给那。父母在北京工作时,带去身边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。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,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,他们没有时间,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,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,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。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:奶妈、保姆、老师、父亲的公务员,司机——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,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,于是,就更孤独。而且。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,他自觉不自觉地,染上了沉郁的气息,他的父母,尤其是父亲,是沉郁的人。所以,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,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。幸运的是,就像方才说的,文化大革命初起,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,突然开启了。少年期的抑郁,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。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,这时候,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,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。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,豁然开朗。南昌就是这样,他变得快活了。

    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,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,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。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,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。但不管怎么说,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是可喜的。有一阵子,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。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,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,是一首质朴的山歌,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?这段时间并不长,很快地,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,重又阴郁下来。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,而是,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,相当牢固,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,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。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,还是长期的阴沉,都使南昌不满,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。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。以前,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,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,现在,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?这样,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。一方面,他是因为父亲,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;另一方面,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。有几次,他在沿街的窗户里,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,红旗和锣鼓铙镲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,可谓时代的象征。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,生逢其时。事实上,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,自己的时代里,最不济的还有青春。当然,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,因有着过于多的激情,多到有些盲目了,可连这,也是青春的性格。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,回转头来,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,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。他忽想起一句话:洞中方一日,世上已千年。他觉得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。

    这段日子,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。学校里停课,孩子们大多回了家,父母呢,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,也可按时下班。晚饭时围一桌人,似乎这才发现,儿女们都长大了。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。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,可也很有趣。父亲脸上会露出难得的一些微笑,带着讥诮的喜爱,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?但是,即便是这样的时刻,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,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。那长者只是旁听,并不发言,吃完自己的一碗饭,便起身离席,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。当他们离开,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,甚至更热烈,实际上,却空洞下来,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。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,竞相表现,以期受到注意。父亲在孩子心目中,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。父亲的级别,在这城市的地位,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,都标明了这点。而事实上,父亲的阅历、工作、处境以及心情,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。这是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,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,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。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,也没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。所以,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。在热烈的饭桌上,南昌是缄默的一个,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,他的孤立处境,另一方面也是,相比较而言,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,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。已经说过,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,而像一名隐士。有几次,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,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,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,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。在他内心深处,是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。就这样,他与父亲的默契,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。也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,才使他和父亲比较其他子女,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。

    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,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,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。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,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,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。在这一对父子身上,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。但是,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,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,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。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。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,撤去一些双层床,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,在房间中央拼起来,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,门上贴了“红卫兵司令部”的字样。他们就在里边开会、部署,还有起居。喧腾的一日过去——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——白昼过去,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,偌大座院子里,只有一两问宿舍亮着灯,恰如“众人皆睡我独醒”。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场上,看着那几点灯光,耳畔是脚下的沙粒声。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广阔,满天星斗好像倾倒下来。这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平素总是熙攘的,假期里当然会是安静的,可那时候他们也不到校了。所以,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校园的广大和安静,同时感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。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,感激在他还没有老,还年轻的时候,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。在这之前,南昌总觉着,生活就将仅此而已地过完一生。他也不是厌世,他的年龄、阅历,以及理性都还不及到“厌世”。他的思想没有萌芽,只是处在情感的状态——他兴奋不起来。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着自己老的,因为参照系数不同,对时问的概念就很严格,二十岁的年龄在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。成长的缓慢让他们以为时光已久。现在,南昌,也许还有其他人,陡然发现自己还年轻,还来得及经历些什么。不止是时代的际会,还因为,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。

    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,暴冷的天气里,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。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,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,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,于是,可说是前所未有,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。父亲问他在做什么?他对“做什么”的说法感到不舒服,觉出其中的轻视,出于反抗的心理,他不免态度倨傲,回答说:运动正在关键时刻。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,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。父亲接着问:什么关键时刻?他的回答是四个字:生死存亡。父亲又问:谁的生死存亡?党和人民!他回答,心里不由生起恼怒。父亲的问话含着戏谑,迫使他不断升级概念,但这概念里却藏着空洞,让他信心软弱,于是,恼怒又加剧了。他们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,窗户关上了,日光从没有遮蔽的窗玻璃照进来,带着一层霜色,显得苍白。虽是室内,因没有取暖设施,气温与室外相仿,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,戴一顶同是黑呢的鸭舌帽,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。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,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。南昌忽觉着,父亲看上去,很像一个托派分子。

    父亲在藤椅上坐下来,表现出谈话的兴趣,南昌心里却生出嫌恶与害怕混杂的感情。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,可是,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。他谈到形势的危急,不仅在中国,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,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。父亲专注听着,陡地插一句道: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?他极快地接口说:解放全人类。然后又补充一句: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!怎么解放?父亲又问。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,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,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。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,沉浸在其中。突然间,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,他戛然而止,鹩哥就像吓了一跳,也止住了。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,可他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。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,差一点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,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,他一把提起,逃跑似地出了公寓,听见门被自己摔上的一声响。他飞快地走下大理石砖的楼梯,听见有人在身后追他,其实是他自己的脚步。走出公寓大门,骑上自行车,沿了马路径直去了。气温开始回升,日光里有了些酱黄的暖调子,街道的色泽鲜亮起来。南昌觉着手脚暖和,因此灵活了,体内的寒气迅速散发出来。他那个家啊!在南昌意识的深处,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,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,只是时代潮流使然,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。离家越远,南昌的胸襟越开阔,到了城市边缘,天地空旷,风也浩荡起来。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,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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