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

    八

    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,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,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。有一次,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。梁阿姨说,现在待业青年很多,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,工场间人手很够了。她身体实在不行,可以把工作退掉。如同意,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。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,很老实。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。端丽笑笑说:“等会儿再说吧!”端丽把阿姨打发走,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。可文耀回来时,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,全家欢腾。多多为了邓丽君,来来为了英语,咪咪既为邓丽君,也为英语,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,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。这孩子不知怎么,土头土脑的。姐姐叫她“阿乡”。给她一件衣服,她叠好收起来舍不得穿;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,她只吃一碗阳春面。端丽也高兴,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。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,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。第二天想起时,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,无须这么认真。随他们去,将她除名,无所谓;给她留职,也无所谓。

    家里事很多,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。如今,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,已不乏追求者了,轮到文影挑挑拣拣。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,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,再如何保养,也要见出点老气。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,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,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。她过早地发胖了,体形不再象过去那样苗条秀气,显出了蠢笨。因而造成了“高不成,低不就”的局面。前几天,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,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,长相很体面,魁梧,健壮,又很斯文,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。文影很喜欢,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。往来几次后,还是断了。文影很不开心,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。家里人极担心,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。婆婆陪她去了一次苏州。回来后精神好了点,端丽趁机劝她:“妹妹,你快三十岁了,不要拖的太久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也不想拖,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。但眼光稍稍放平一点,要实事求是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叫实事求是?我的要求并不过高,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自然。不过,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,主要是看人品。”

    “人要好,条件也要好。”

    “条件不是主要的,还是要感情好。”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,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。怎么还如此看不破,实在是白白病了一场。可端丽却忘了多多—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友断了关系。她对多多说:“凭你现在的条件,可以随你挑,随你拣。”果然,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:父母在国外,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。

    “条件为什么不重要?”文影说,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,“你当初不也是看着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?”

    端丽的脸刷地红了:“妹妹,你可不要这样说话。我跟你哥哥享了福,可也受了苦。‘文化大革命’……”

    “爸爸不是补偿你了?给了你那么多。我这个亲身女儿也不过比你多一半。”文影刻薄地说。

    端丽脸白了,嘴唇动了动,却没说出话来,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。回到家里,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。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。当然,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常常发生。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,可私下却没少生气。可这会儿,她感到不习惯,无言以对,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。她一整天都憋着气,胸口起伏着,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,好向他倾诉一切。然而她等不及了,等多多下班回来,统统告诉了多多。多多是任性惯了的,一听气得火冒三丈,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。端丽说过之后,气平了不少,倒反劝起女儿来:“算了算了,不和她一般见识。”多多不想算,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。

    早上多多去上班,走到二楼门前,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:“骑车子小心。”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,进进出出,哪怕只一百米也要以车代步,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。

    多多听了妈妈的话,站住脚,大声说:“妈妈,你又要多管闲事,管了也不会落好的!要是你不管,人家现在作乡下媳妇,多少有劲!”

    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:“闲事不是白管的,有报酬,何乐而不为。”

    于是一句来,一句去,没完没了了。

    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,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,可又无力解脱,心情十分不好。文影也忒气人,端丽或是多多,每买一件东西,她知道了都要闹,闹过之后,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。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,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,用端丽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。她越来越难伺候,满足,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。而端丽认定了,不再去管闲事,一句嘴不插。只是心里奇怪: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?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?当她责备着文影时,却丝毫没想起自己。实也应该好好地“忆苦思甜”一番。她都把那十年忘了,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。有时候,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,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。

    面对着这矛盾,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。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;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;文耀很乐观,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,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;文光很淡泊,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。看见嫂嫂为此烦恼,便劝说道:

    “何必,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。生活没有意义,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。”

    “你又有什么寄托呢?”端丽没好气地顶他。

    “没有什么,每天上下班,做满八小时,月初领工资,一切都不用费心,一切都是现成。我们只需吃了做,做了吃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也一样的无聊!”

    “当然,所以我想着,把工作退了。”

    端丽点点头笑道:“是啊,吃饱饭了,又要想出花样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爹爹给我的钱,足够做本钱了。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?我想开个西餐厅。”

    “发疯!”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。

    “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。我们活着,就只为了活着。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。”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。

    端丽缓缓地劝他:“你能有今天,很不容易,要知足了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”,他闷闷地说,“省心,又省力。吃了做,做了吃,平行的循环,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。”

    端丽不理他了,只是摇头。

    “嫂嫂,那年我去黑龙江,你陪我去买东西,还记得吗?”

    “记得。”

    “路上,你对我说的话,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。”

    她吓了一跳:“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。”

    “不不,是真的。我问你,人为什么要活着。你说:吃,穿!当时我觉得庸俗,可现在我想透了。就是为了吃,穿。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,更好地吃穿,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,使吃和穿进一步。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?”

    “你想的总是很好。”端丽肯定他。

    “所以我想,不要那铁饭碗,自己创造新大陆。”

    端丽仔细地看看他,摇了摇头:“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,千万别动手去做。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。”

    “何以见得?”文光不服气。

    “你和爹爹划清界限,没划到底;去黑龙江建设边疆,也没建到底。”

    “那时太幼稚,现在成熟了。”

    端丽还是摇头。

    “你等着看。”文光说。

    端丽等了不少日子,见他并无什么动静,每天上下班,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,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。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,层出不穷,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。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。或许,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?端丽心中暗暗好笑,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,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,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,尽管只停留在口头。她想起了小姑,她这十年的长进,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,越发难弄。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,都要说几句闲话。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,索性不理小娘娘,不屑于和她拌嘴。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,有一种临时观点,经常迟到,早退,旷工。端丽看不过去,有时说她:“你不去也要请个假。病假还是事假,总要有个说法。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。”

    多多噎妈妈:“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?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。”

    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,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,娇纵,任性,爱打扮。她忽然十分想念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那个下乡回来,皮肤黑黝黝,叫她“亲爱的妈妈”的多多。她叹了一口气,心想,这十年家里苦虽苦,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。熬出头来了,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!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?

    生活在恢复,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。虽然没有舞厅,可是大学里,工厂里,机关里,甚至自己家里,都开起了舞会。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,有时在自己家里开。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,他从不参加。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,土里土气地傻笑。她真土,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,穿着黑布鞋。新衣服,皮鞋,她总不穿,好好地收着。多多警告她:“再不穿,式样就要过时了,想穿也穿不出去了。”她仍不穿,有点乡下人的派头,小家子气。

    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,但总有一些变异,肩膀、腰,随着节奏扭着,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,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。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。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、最最标准的,含蓄、优雅,有点懒懒的,却又是轻盈的。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,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,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,她和文耀这一对,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。

    每一个舞会,都是欲罢不能,直到深夜、凌晨才结束。人的兴奋有着惯性,当这惯性终于消失,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,这寂寥使人疲倦,疲倦得烦躁。端丽惧怕这种寂寥,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,而拖延得越久,则越感到寂寥,疲倦感也越发强烈。弄到后来,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。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,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。真不知如何是好。

    自从有了舞会以后,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,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她都是这么着的。十点钟才起床,喝一杯咖啡,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。也不换衣服,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,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,就去找婆婆商量。

    “姆妈,‘四人帮’打倒有两年了,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,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,可以做客餐厅。现在,爹爹、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,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!”

    “这几天,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,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,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,条件提得越来越高。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。”

    “去催总比不催好吧!”

    公公又去催了几次,房管处迫不得已,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,又过了一个月,总算谈妥,楼下人家要搬了。

    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,倒有点过意不去,买了一只蛋糕,表示恭贺乔迁之喜。阿毛娘不接蛋糕,眼睛望着别处,冷冷地说:

    “还是老板有钱,住洋房,工人穷得响叮当啊!”

    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,站了一会儿,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,上楼了。她站在三楼窗前,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、劈柴,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。最后,卡车“嘟”的一声,走了。

    她走下楼,推进门去。房间很干净,地板拖得发白了,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,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。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,装饰这房子。她想起阿毛娘说过: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。她又想起,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,老气横秋地说:“作孽!”这时,心中升起一丝歉意,她想,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?但愿不再是棚户区。

    不几天,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,恢复原样。墙壁糊了贴墙布,地板上打了蜡。沙发买来了,三人的,双人的,单人的,茶几买来了,宽的、窄的、长条的;立灯、窗幔……都买来了。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。

    现在,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的一切,都恢复了。

    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,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。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。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,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,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。于是,她惆怅,她忧郁,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,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,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

    她觉着百无聊赖:宴会,吃腻了;舞,跳累了;逛马路,够了;买东西,烦了。她想干点什么,却没什么可干的。这会儿,她倒开始羡慕文光。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,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。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。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,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。他越起劲了,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。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,经过这么些折腾,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,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。他不再感到空虚,不再悲哀了。开始,认为他是回避,可后来也服气了,他毕竟还能想出来,并能写下来,这也是不容易的。她读过他的小说,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,倒也给人一种安慰。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,她太无聊了。

    在这烦闷的日子里,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,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。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,半晌也没平静下来。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,不过分。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,只要没有意外事故,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。到了八月底,来来要报到住校,端丽为他收拾行李。买蚊帐、买床单,买箱子,买卧式的录音机,一眨眼,三百元钱就出手了。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,为文光、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。那时真难啊!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。想起这些,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。光是想想,也吃力,也后怕。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,多么有力量。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?而且,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?她恍恍惚惚的,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。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,轻松极了,轻松得能飘起来,轻松得失重了。

    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,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。

    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,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,家里更加冷清了。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,以为家里客人多,送往迎来的太累了,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。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,想出去散散心,或许情绪能好转。她同意了,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。

    “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,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。”

    “这孩子命苦,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‘文化大革命’,该让她多享点福。”文耀也说。

    可是咪咪不愿意:“我不去,我要复习功课。这次测验,代数只得了八十分。”咪咪学习很巴结,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,成绩总是平平。端丽可怜她,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。

    “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。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?”

    “回来又要上新课了。今年升高中要考,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,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。”

    “进不了就不进,我们不和人家争。现在家里好了,不会让你吃苦的。”端丽说的是真心话,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,她不是个读书的料,读起来吃力不讨好,何苦拼命呢!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,“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,现在有条件了,好好玩玩吧!”

    咪咪抬起头,认真地看着妈妈:“妈妈,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?”

    “爷爷落实政策了嘛!”

    “那全都是爷爷的钱?”

    “爷爷的钱,就是爸爸的钱……”端丽支吾了。

    “是爷爷赚来的?”

    “是的,是爷爷赚来的。但是一个人用不完,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,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。”

    “不工作,过日子有什么意思?”咪咪反问道。她从小苦惯了,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。

    端丽说不出话了,怔了一会儿,淡淡地说:“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!”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。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,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,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,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。她从来就是这样,干每件事都很认真,很仔细,很有兴味。她喜欢做事情,无论端丽让她干什么,她都欢天喜地,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。有一次,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,队伍很长,太阳很辣,两小时之后,端丽才去换她。她汗流满面,却兴致勃勃。看到妈妈高兴地说:“只有九十八个人了。”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,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,接近目的地了。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,流着汗,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,获得果实。这十年的艰苦岁月,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岁月,毕竟不会烟消云灭,逝去得那么彻底,总要留下一些什么。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那情那景,是不可能的。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:好象是安慰,又好象是悲哀,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。

    在杭州的三天,还是愉快的,跟着旅游车,凡事不用操心,可以尽兴地玩乐。三天之后,旅游车返回上海,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,随之感叹:

    “好了,再会了,杭州。明天又要上班了,唉!”他们叹着气,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。端丽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。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,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。自己确不用辛苦,没有什么事等着她,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,想干什么干什么。然而,干什么呢?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,心里空落落的。

    “是呀,明天要上班了。”文耀也说,“你看,还是你惬意。”

    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,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,气她。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,神经过敏。然而一想,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?不觉又害怕起来,极力使自己愉快。她试图轻松起来:

    “过年,我们到宁波去玩吧!”

    “对了!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,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柱香。”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。

    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:

    “普陀山是佛教圣地,据说现在又修复了,每日里,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……”

    一个新郎官说:“我们也去。”

    他的小爱人,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:“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?”

    “加几个班,不缺勤,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。”

    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,点头批准了:“这倒是够了。”

    端丽又悲凉起来,她老是羡慕人家,使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。

    到家了,一进门,阿姨就告诉她,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,讨她的回话,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。

    “阿姨,去烧洗澡水吧!”文耀吩咐,转头对妻子说,“退了吧,爽气点。”

    “退了,”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,“就没有工作了。”

    “没有就没有,不就几十块钱吗?”

    “这倒不光是为了钱。”端丽说。

    “不为钱是为什么?”文耀脱外套,换拖鞋。

    “要是再来一次‘文化大革命’呢?”

    文耀笑了起来:“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倒是。”

    “‘文化大革命’已经过去了,彻底过去了,再也不会有了。”

    “是过去了。”端丽同意,可是她却想,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,一无所得地过去,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。难道这十年的苦,就这么白白地吃了?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!难道,我们这些大人,还不如咪咪吗?

    “你不要心有余悸了。”

    “先生,水开了,浴缸也擦了。”阿姨说。

    “好,好,”文耀答应着,“哎,阿姨,你去工场间,讲一声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!”端丽叫了一声。

    “怎么?你还要去工作?有福不享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要管我。”端丽心烦地说,“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。”

    “你主意也太大了,什么都是你说了算!”

    “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,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?”

    文耀真的恼了:“好了,不要吵了。阿姨你去讲,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。”

    “阿姨,我自己去讲。”端丽说。心里却有一点发虚,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,她能去吗?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,惨白的日光灯,绕不完的线圈,粗俗的谈吐,轻薄的玩笑,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……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:“明天我自己去讲。”

    晚上,她睡不着。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,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。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,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。

    “嫂嫂。”有人叫她。

    “哦,是文光,吓了我一跳,还没睡?”

    “已经躺下了,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,就再也睡不着了。”文光靠着落地窗,抽着烟,烟头一明一暗。

    “是来了灵感?”

    “也许。有一个人,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,直到最后,他才明白,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,就只是自食其力。”

    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,端丽忽然想哭,她好久没哭了,生活里尽是好事,高兴的事,用不着眼泪。

    “用自己的力量,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……”

    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,咸而且苦涩。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,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。

    “这一路上风风雨雨,坎坎坷坷,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,便是人生的滋味……”

    “你说的总是很好,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!”端丽在心里说。

    端丽的头发湿了,天,开始下露水。夜,深了。丁香花香更加浓郁,客厅里的大钟“当当当”地打着。时间在过去,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。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、雾、蓓蕾的绽开,或者凋谢。然而,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,它不会白白地流逝。

    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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