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

    六

    星期六晚上,婆婆把文耀、端丽找来,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,让大家想想办法。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:

    “精神病院,我想来想去不能送。”

    于是,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。

    “进了医院,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,还要坐电椅,没有毛病也要作出病来了。”

    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,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,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。文耀、端丽只好沉默着。

    “我们宁波乡下,有过一个花痴,什么药也没吃,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。”

    端丽听到这里,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,便小心翼翼地说:“文影年龄不小了,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。只是现在人在乡下,一没户口,二没工资,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,姆妈,再说有这种毛病,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,不瞒人家吧,人家说不定……”文耀没说完,就被母亲气势汹汹地打断了:

    “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!要你们来做啥?不就是想办法。会得嫁不出去,真是笑话了!”

    “嫁怎么会嫁不出去,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!”端丽打圆场,“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,好吧?”

    夜里,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,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。文耀凄楚地说:

    “想不到,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。”

    “怪谁?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。有毛病不看,要结婚,自己要跌身价。”端丽没好气地说。

    “姆妈活了六十多岁,会没有你我懂?进了精神病院,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,你懂吗?”文耀振振有词。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定的理论前提下,坚持意见,发挥见解。学校里,权威是工宣队;家里,权威则是父亲母亲。

    “那你就从命,不要怨天怨地。”端丽说毕,不再出声。

    “动气了?”过了会儿,文耀不放心地问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我在想,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,总要找个好的。还有,能不能找个近处的,比如绍兴,昆山,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,离上海近,生活习惯好一点,也叫得应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对,对!”文耀直点头,觉得妻子很聪明。

    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,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信。虽是“文化革命”至今没来往过,可从前,没少给他们好处,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。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,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!信,是由文耀写的,严格地说,是端丽口授,文耀记录。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,再把的情况写了一些,并附上一张相片,然后转入正题—找份人家。只说想往近处调,距上海近点。关于病,就写了极为含蓄的一句:“受了点刺激,身体不大好。”信寄走了,以后的日子,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。每日两班邮差,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。盼过上午盼下午,盼过下午盼明天,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。

    一件事未了结,又来了一件。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,要分配了。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。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、百年后,仍是一片红,这样才能代代红。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,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。

    “女儿学校上门来动员了,”梁阿姨说,“我对他讲:你放心好了,我们不会去的。讲过一句再不和他罗嗦,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,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。他坐了一歇就走了。”

    “伲囡也要分配,她姐姐刚去安徽,学堂里不好意思来动员,我不让她去,她和我吵,我说我养活你,你还有什么可吵的!”

    “跑得去插队落户,还是要养她。他们又养不活自己,反倒在火车上贴掉钞票。”

    “在家里也不见得一生一世没有工作。上两届讲‘两丁抽一’,这两届一片红,下头两届又不晓得如何了。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过夜,人就不好太呆了。”

    端丽不好插嘴,可听听这些牢骚,能出出气,也能得到启发。她心里活动起来,是不是再应该试一试,把多多留住。当初文影分配时,如再硬硬头皮咬咬牙,说不定也就赖下来了。从感情上说,她舍不得和女儿分开。女儿大了,和妈妈贴心多了,想到要把她送走,好比在心上剜了一刀。从经济上来说,她也无力再准备一份行装。小叔和小姑相继下乡,把家里最后一点老底都挖尽了。

    “欧阳端丽,”梁阿姨叫她,“你家小孩挨着插队落户吧?”

    “老大是六九届的,一片红呀!”

    “你让她去?”

    “讲心里话,真不愿。她读书早,念的是五年制,现在十五足岁都不到。但是我们家这个成分只怕赖不下去。”端丽忧心忡忡。

    “有啥赖不下去?你怕啥?插队落户么最最推板了,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到时候再讲了。”端丽说,心里却好象定了许多。

    回到家里,多多就告诉她,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,让她等着。

    吃过晚饭不多久,果然有人敲门,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。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,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:

    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,母亲多少工资,弟弟妹妹多大年龄,多多的身体好不好,等等。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。端丽心里别别跳着,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。这会儿,不等他们把话说完,就气急败坏地说:

    “多多年龄很小。参军年龄,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,她不到十五,不去。”

    “李铁梅也很小。”那工人师傅说。

    “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。”

    “早点革命,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?”工人师傅皱皱眉头,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。

    “在上海也可以革命,也可以锻炼嘛!再说她是老大,弟弟妹妹都小,她不能走。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,我自己送到乡下去。”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,她说话就象吵架一样。

    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,说不出话来了,转脸对文耀说:“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?”

    文耀摸着下巴,支吾道:“上山下乡,我支持。不过,多多还小……”

    “多多的出身不太好,她的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。”

    端丽火了,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:“多多的出身不好,是她爷爷的事,就算她父亲有责任,也轮不到她孙囡辈。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?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,上山下乡要自愿,就不要用成分压人。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,又何必来动员?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。”

    这一席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,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,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,说出这么多道理。她兴奋得脸都红了。

    他们刚下楼梯,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。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,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,关上门,也不怕闷死。多多冲着妈妈说:

    “什么什么呀!你这样对待工宣队,我要倒霉的。”

    “倒什么霉?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,再坏能坏到哪里去?”

    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,摇着头说:“真凶啊!怎么变得这么凶,象个买小菜阿姨。”

    “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,”多多嘀咕,“真野蛮!”

    “做人要凶。否则,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,压死人的。”

    文耀同意了:“这倒也是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怎么办呢?”多多发愁。

    “怎么办?在家里。爸爸妈妈养你。”

    来来忽然说:“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,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。”来来学着,大家都笑了,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。

    待了一段日子,多多自己不定心了,说她的同学都走了,常和端丽闹。端丽只说:“让他们走,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?”也就随她闹,不理会。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,这么强硬。心里也就安定了,太平了许多。整天在家买菜,烧饭,管理弟弟妹妹,她戏称自己是“小家庭妇女”、“小劳动大姐”。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,使妈妈在工场间工作得很安心,很好,常常受到表扬,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。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,充作文影的生活费。

    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,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。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,这家姓王,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,儿子今年二十六岁,比文影大三岁,年龄很合适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,这点也合适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,姊妹很少,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,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,这也中意。全家商量,又问了文影的意见,对她说只是结了婚可以往南方调,女大终要当嫁,文影也同意了。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,表示同意见面,同意考虑。

    立秋这天,那人来了,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。小伙子长得不错,身高体阔,一双眼睛虎虎有神。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,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。正巧是星期天,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。

    婆婆对小伙子还满意,公公只轻轻地说了声“粗坯”,也没发表不同意见,文耀和端丽自然也不能有意见。只是端丽总有点觉得那人生相不太厚道。文影自己倒挺喜欢,精神好了许多,而话又比往日多了数倍。人家不知道内情,只当是生性如此,活泼而已。只有自己家的人暗暗担心,怕她发病。而实际上,这终是瞒不过去的,但此时此刻,谁都不那么想,一门心思地自欺欺人。

    中午吃饭了,因为来客是乡下人,也就不必讲究。公公没有陪客,倒是多多等三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去三个座。端丽在厨房里炒菜上桌,正忙着,忽见三个孩子冲进厨房,把门关上就憋不住地笑了起来。多多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,咪咪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

    “发什么人来疯!没有规矩。”端丽斥责道。

    “妈妈,那人的吃相真好玩。”多多忍住笑报告。

    “怎么好玩?”端丽好奇起来。

    “就象前世没有吃过似的。”多多说。

    “他一边吃,一边眼睛瞪这么大,在菜碗上看来看去。”来来学着。多多和咪咪又笑瘫了,蹲在地上。端丽也笑了,可笑过之后,心里却酸酸的,很为文影难过。

    吃过饭,婆婆打发文影去睡觉,对客人抱歉道:“这孩子身体不好,不能太吃力了。”然后,向端丽使了个眼色,端丽会意地把孩子们赶出去。她知道婆婆要和客人正式谈判了,自己也识相地走出去带上门,可婆婆叫道:

    “端丽,你也来坐坐吧。”

    她走进房间,见婆婆的表情有点张惶,知道她是怯场了,这事少不了又落在自己身上了。端丽心里也是一阵为难,不知该怎么开口才好。她故作镇静地泡来两杯茶,心里紧张地思忖着。

    “阿娘,吃茶。”她把茶端过去。

    “噢,嘿,罪过,罪过!”那老太太连声客气着。

    “弟弟,吃茶。”端丽坐下,聊天似的说,“乡下年成还好吗?”

    “一个工一元两角。”小会计报账道。

    “那就很好了。文影插队那山里,一个工只值四五角,她又做不了一个工。”

    “太穷了,太穷了!”老太太说。

    “所以心里不开心呀!身体也不好了。心情是很影响身体的。”

    “自然,自然。”

    “张文影到底生的什么病?”那年轻人发问了。

    端丽和婆婆不由得交换了一个眼色,停了一停,说:“她这个病也不算什么病,只要开心就象没有病。就怕生气、伤心,就要发作了。”

    “发作起来什么样呢?是癫痫吗?”他刨根问底。

    “不是癫痫,不是癫痫。发作起来不过是闷声不响,或者哭哭,或者笑笑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和老太太交换了一个眼色,不再问了,神色却黯淡了许多。

    端丽扯开了话题:“你们一个大队多少人家?”

    “总有百十来户。”他敷衍。

    “主要种点什么东西?”

    “稻哇。”

    气氛冷了许多。这么又坐了一会儿,婆婆起身出去找咪咪买点心,端丽也起身去拿热水瓶来斟茶。当她拿着热水瓶走到门口,听屋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:

    “这种病结了婚就会好的。”那老太太在劝小伙子。

    “我又不是一帖药。”小伙子闷闷不乐地说。

    “她毛病好了,有你的福享了。张家是什么人家,你知道?”

    “现在还有什么?不都靠劳动吃饭。”

    “你年纪轻,不懂。有句老话道: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……”

    端丽的心冰凉冰凉,站在门口怔住了。

    “端丽,做啥?”婆婆过来了,奇怪地瞅着她。

    “姆妈,你来。”端丽转过身,不由分说地拉住婆婆的手,走到厨房,关上了门。

    “啥事体?”婆婆莫名其妙。

    “这门亲算了吧!嫁过去,对谁也不会有好处。”端丽压低声音急急地说,“且不说结了婚,妹妹的病不一定能好。那里虽是姆妈你的老家,可那么多年不走动,人生地疏,文影在那里举目无亲。万一婆家再有闲言闲语,只怕她的病会加重。再说,人家会好端端一个小伙子,为何要到上海来找媳妇,恐怕也有别的方面的贪图。”接着端丽就把刚才听来的话一一转述了。

    婆婆怔怔的,过了一会儿,眼泪下来了:“前世作孽,前世作孽!”

    “姆妈,你听我一句话,我和文影虽不是亲姐妹,但我绝不会为她坏的。她的病不能再耽误了,要看病。”端丽恳切地说。

    婆婆哭着:“我老了,也有些糊涂了。这事全靠你了。虽说你只是个媳妇,可比我儿子还强。爹爹昨天还夸你呢!”

    这次是正式的权力下放。端丽立即行动起来,带文影去看了病,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,可是病床很紧张,去家等医院的通知吧!端丽又设法托人找关系。她如今工作了,有了新的社会关系。工场间的阿姨虽粗鲁,却很热心,热心中掺了点好奇,因此促进了热心。七转八转,居然和精神病院住院处的护士长联系上了。十一月时,终于得到了一张床位。

    端丽送文影住院去了。

    女病房是一间很大的房间,足有二三十个床位,一个个身穿白衣服的病人,坐在各自的床上,神态各异。有的极其冷淡,有的十分粗鲁,有的兴奋地动个不停,有的懒懒的昏昏欲睡,还有一个象幽灵似的从这头飘到那头,从那头荡到这头。文影沉默着,沉默中含着恐惧。她紧紧地依着嫂嫂,象个孩子似的需要保护。端丽搀着她的手,轻声安慰着,实际上也是安慰着自己:

    “这里倒蛮静的。好好休息,什么也别管。下午,我和姆妈就来看你。”

    文影听话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办好了住院手续,听护士交待了探病的规章制度,服侍文影换了衣服。白色的,染有几块黄色药渍的病员服罩在文影消瘦的身体上,象套了一只口袋,把人都显小了。文影好象一下子小了十岁,脸色苍白,眼神怯怯的,每一转眸都象是在寻求保护。她又好象突然苍老了十岁,眼角、额头有了细细的皱纹。背有些佝偻,走路行动透出迟钝、蹒跚。

    端丽走的时候,让她躺着别动,可她不声不响,仍然站起身,默默地跟在嫂嫂身后,走到门边。端丽回过头:

    “进去吧!”

    文影不说话,倚着门,凄楚地看着嫂嫂走下楼梯。在这一瞬间,端丽几乎对自己的做法动摇了,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。在这里,她感到每个人都是精神病,而独独自己的小姑不是。她了解小姑发病的原委,她认为小姑的发病是合理的,她是极清醒极正常的,她不该和这些反常的人在一起。她这么认为,更加觉得把送进去是桩错误了。

    下午,婆婆去看了文影,回来就哭。以后,每个人去看望回来都唉声叹气的,言语之间,不免有些责备端丽心狠手辣,似乎她把妹妹送入了地狱。端丽压力很重,而且有些负气。于是更加觉得对文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,这责任压得她很疲倦,很紧张,却也使她精神大振。

    她从来没对谁负过什么责任。自己生下那三个孩子,如果生病,她只需向奶妈问罪,自己心灵是没有一点负担的。这会儿,却要为文影及其全家负责任了,她觉得这是个很沉重的负担。

    她几乎每天下班跑医院,看望文影,向医生询问情况,多挣点钱为文影买营养品。她请金花阿姨又找了一个孩子带。这个孩子,基本上由多多负责。

    这当儿,文光回来了,是探亲。然而半个月过去了,他又去信续了半个月假。一个月过去了,他又续假。这么拖了三个月,他干脆连续假都免了,毫无走的打算。每日里睡睡懒觉,逛逛马路。和插队前一样,百无聊赖,闷闷不乐,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声响,只多了一个抽烟的习惯。他回来不走,本在端丽意料之中,可暗地里又希望他不至于那么糟糕。这会儿,是真正认定他没出息,从心里可怜他又瞧不起他。

    这么过到了七三年,忽然下来一个文件:凡有医院证明有病的或独养子女,均可办理回沪手续。端丽行动起来,到处奔波,为文影办理病退。她的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,手续办得十分顺利,只是最后还须去一次江西。

    “让二弟去吧!他在家横竖没事,并且又是出过门的人,总有数些。”文耀提议。

    “我?不行,江西话我听不懂,如何打交道。”文光很客气,似乎除他以外,其他人都懂江西话似的,“还是哥哥去,哥哥年龄大,有社会经验。”

    “我要上班呢!”

    “请假嘛。你们研究所是事业单位,请事假又不扣工资。”

    “扣工资倒好办了。正因为不扣才要自觉呢!”文耀顿时有了觉悟,“弟弟去嘛,你没事,譬如去旅游。”

    “我和乡下人打不来交道,弄不好就把事情办糟了。”

    兄弟俩推来推去,婆婆火了:

    “反正,这是你们两个哥哥的事。总不成让你们六十多岁的爹爹跑到荒山野地去!”

    “哥哥去,去嘛算了!”

    “弟弟去,弟弟去,弟弟去了!”

    端丽又好气又好笑,看不下去了,说:“看来,只有我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一个女人家,跑外码头,能行吗?”婆婆犹豫着。

    端丽苦笑了一下:“事到如今,顾不得许多了。总要有个人去吧!”

    最后,还是端丽出马,去了十天,回来了。带来了户口、粮油等关系,还把文影的箱子衣物带了回来。另外,她把文影没用完的草纸、肥皂、毛巾、牙膏和不易携带的热水瓶、钢精锅、火油炉,在当地处理了。变卖来的钱,正好抵偿了来回路费,还剩两块三角。

    回到家,大家都很欢喜。婆婆告诉她,文影的病情有了好转,就怕复发。医生说,再巩固一段时间便可以出院了。端丽一阵轻松,腿却软了,不由瘫坐下来。一家人惊慌地围住她,问她怎么了。她疲倦而幸福地笑着,噙着眼泪喃喃地说:

    “总算一家人平平安安,团团圆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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