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

    五

    庆庆要进幼儿园了,就要离开端丽的家了,全家都有些恋恋不舍。多多不再提起为他所受的委屈:炎炎夏日,自己的汗来不及干,却要给他扇风哄他入睡,他却偏偏不睡。她手扇酸了,最后是声泪俱下。她抱着庆庆上街走了一圈,用难得的一点零用钱给他买了根雪糕。来来对庆庆撕坏他邮票的罪行,重新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大态度,并且画了好几艘航空母舰送给他。咪咪本来就和他很好,但曾经因他用手捞菜吃,打了他的手心,于是就老问他:“庆庆,你恨我吧?”连老是叨叨庆庆太难弄的文耀都赏了他几句好话:“这孩子还是很乖的,不爱哭,不哭的孩子好。”最后的几天里,大家都抢着给庆庆穿衣,喂饭,抢着抱他。庆庆是个很有感情的小孩,经过这两年的共同生活,已经完全站在端丽他们的立场上了。有野小鬼来闹事,他会简洁而严正地指责:“坏!”家里带来水果,他会送到端丽嘴边说:“娘娘吃。”多多发脾气,他会和咪咪一起害怕,一声不吭,悄悄进,悄悄出。离开的那天,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,哭得端丽心里酸溜溜的,好一阵难过。他走后,有很长一段日子,不习惯,心里总是空空落落。买菜回家,她常常下意识地弯腰去寻牛奶;烧饭时常常把锅倾斜一点,使低处的饭能烂一些可供庆庆吃;坐着缝东西,她又会莫名其妙地一惊,以为庆庆睡醒了在哭。逢到这种时候,她就感到又好笑又不解。

    自己有了三个孩子,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,甜酸苦辣,味味俱全。她的孩子跟着奶妈长大,不跟她吃,不跟她睡,只要奶妈,不要她。她以为很正常,并不见怪,三个孩子是跟着奶妈长的,自然同她亲,跟自己疏了。

    庆庆走了一个月,端丽才发现更实际的一块空白,每月突然少了近二十元收入。她不得不去找金花阿姨,请她再找一个孩子。去之前,她想到屡次麻烦人家,很不过意,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带了去。金花阿姨一口答应帮她找人家,却死也不肯收蛋糕,连连说:“罪过!罪过!”要说过去她对端丽家的窘迫还有些怀疑,以为他们是“真人不露相”,哭穷;而如今,她是真相信了。她说:“象你这样的盘房小姐,少奶奶,居然帮人家领小孩,必定是山穷水尽了。”过了两天,金花阿姨来了,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,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。

    “张家媳妇,”她总是这么称端丽,“你会织绒线衫吧?”

    “绒线倒是会的,不过不一定拿得出去。”

    “不要客气,不要客气。有个老太太想织件,只要暖热,不要好看。送出去织吧,全是机器摇,可惜了好绒线,想找人手织。”

    “我试试看好了。”

    “尺寸在这里,样子就是一般老太太套在外面的开衫。平针,上下针,随便你。工钱嘛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不要工钱,我横竖没事情,织织玩玩。”

    “这有啥客气的?这是人家托我的事。工钱我去打听过了,四块钱,好吧?”

    “我不要工钱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要我就不给你织了。”金花阿姨说着丢下毛线就走了。

    端丽专心专意,日赶夜赶地织了一个星期不到,完成了,收入四元,刚好赶上付掉煤气帐。她觉得自己狼狈,可又有一种踏实感。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,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,现在醒来了。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。在菜场上,她敢和人家争辩了。有一次排队买鱼,几个野孩子在她跟前插队,反赖她是插进来的。她居然夺过他们的篮子,扔得老远。他们一边去拾篮子,一边威胁:“你等着!”可结果却并没发生什么。来来刚升中学,在学校受了欺侮,她跑到学校,据理力争,迫使老师、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。她不再畏畏缩缩,重又获得了自尊感,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。

    自从织过这件毛衣后,她去找了本《绒线编结法》,学了好几种花样,又去找金花阿姨,想请她再帮着介绍一点毛线生活。可是她一眼看见上次织的毛衣正罩在金花阿姨自己的身上,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    其实不用开口,金花阿姨也知道她的来意,歉然说:“我一直在打听,没有合适的人家。不过,我听讲街道工场间最近缺人手,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嘛!”

    “工场间?”

    “生活很轻的,当然钞票也不多,我也不大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这事该找谁去说呢?”

    “先找找你们弄堂的小组长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,谢谢你。”

    “谢什么?”

    “我走了。”端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,抚摸了一下金花阿姨身上的毛衣,轻声说:“我不该……”

    金花阿姨推开她的手:“那老太太穿了嫌小,卖给我了。只要毛线钱,手工费就算她蚀的老本。”

    端丽眼圈红了。

    一路上,她考虑着金花阿姨的提议,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。咪咪马上要上学,不能在家帮忙了。多多下乡参加三秋劳动,去时只说两周便回,可忽然说是要备战,为疏散起见,暂不返沪,要作一年半年的打算。战争在端丽眼里太遥远了,她只知道不在家,不能搭搭手了。带小孩,非要有一双眼睛长在他身上,否则就会出事。这不是一瓶牛奶,碎了可以赔,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!如今家里离得开人了,完全可以出去工作,生产组收入不多,可总是有一定保障的。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,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。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:房租、水电、煤气、油盐柴米。要是文光知道了这些,又会如何地悲哀啊!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,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。他以为生存是用来为一个极伟大的终极目的服务的。然而,左右前后观望一下,你,我,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,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。吃,为了有力气劳作,劳作为了吃的更好。手段和目的就这么循环,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,没有终点。唉,说不清楚,人生就象一个谜。有人说,生,为了吃苦;有人说,生,为了享乐;有人说,生,为了赎罪;有人说,生,为了牺牲……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,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,只有一个念头—设法进工场间,争得一份固定收入,维持家里的开销。这个念头占据了她,充实着她。她没有回家,直接往里委会去了。

    不知道是因为工场间缺人已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,或者是为了好好改造端丽这位“资产阶级少奶奶”,回音很快来了,同意她进生产组作临时工。

    端丽上班了。

    工场间设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。弄堂太狭窄,两排房子之间距离很近。因此,房间里每天只有很少时间能照进太阳,很阴冷。而一旦太阳照进来,又很潮热。房间不大,约二十平方左右,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一长条木板台子,上方是一长列日光灯,人就坐在木板台子两侧工作。端丽在指定给她的位置上坐下,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事们,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妇女,有一些年纪很老的阿姨,还有一部分小青年,有男也有女,都是因为身体不合格,不能去插队落户才分到这里的知识青年。另外还有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,他总是憨厚地微笑着,笨拙地转动身子,跑上跑下,送活取料,喘着粗气,十分巴结。大家都叫他阿兴,对他动手动脚地开些极不礼貌的玩笑,他只是笑,口角慢慢地沁出一丝口涎。是个傻子。

    做的生活是绕一种装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,很简单,不需要技术,只要细心,耐心。如金属线绕得稍有点不匀、不齐,或松了或紧了,都要作废重来。

    端丽仔细而努力地工作,做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报废一个。她感到兴趣,看到从自己手里绕出了一个个零件,整整齐齐地躺在纸盒子里,又兴奋又得意。当阿兴那来收活儿时,她都有点舍不得让他搬走。十点钟,墙上的有线广播响了,开始播送工间操音乐。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,伸着懒腰纷纷起身往外走。邻桌的梁阿姨告诉她,上下午各有十五分钟的时间,愿做操就做操,不愿做也可以休息休息。总之,这十五分钟是不用再做生活的。端丽放下手里的活儿,可是却不知干什么才好。她坐在板凳上,无聊地看着自己的指甲。小青年在弄堂里嬉闹,疯笑着,笑得很粗鲁。阿姨们都倚在门框上,东看看,西望望,扯着山海经。端丽感觉到她们不时好奇地回头看看她。

    “是那边大弄堂里那资本家家里的大媳妇吧?人样生的蛮好看,象姑娘似的。”

    “小囡都有三四个了。会保养呀,显得多少后生。”

    “搞得真结棍,少奶奶也出来做生活了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端丽本想出去和她们一起站站的,可是听到人家这么议论,她不好意思走出去了。手脚都无处可放。干脆,她又埋下头绕起线圈来。

    “欧阳端丽!”梁阿姨叫她,“这么巴结干嘛?出来玩玩。”

    端丽尴尬地笑着站起来,走过去。

    “生活做得惯吗?”一个小矮个子阿姨问她。

    “还好,蛮好!”她回答。她认出这阿姨曾经来家里破过“四旧”,几个四尺高的明代青瓷瓶全都是她打碎的。

    “早上出来还来得及?”又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问。

    “有点紧张,早起点还是来得及的。”她回答。今天半夜里她就起来了,扫地,烧早饭,买菜。在菜场上听到喇叭里“嘟嘟”响了六点,她就再不敢逗留了,怕错过了时间。很久以来,她没被时间严格地约束过,七点钟的事放在八点钟做也可以。现在可不行了,七点半上班,晚半分钟也不行。

    “小囡大了吗?会得帮忙了吧?”一个脸很黑,上唇汗毛很浓的阿姨问。

    “老大已经十五岁了,会做点了。不过跟学堂下乡备战去了。”端丽认出这女人的儿子时常来与她捣蛋作对。

    “伲阿囡也去了,我叫她阿哥跑到乡下把她拉回来了。打仗就打仗,打起来,一家人死在一道。现在没死都得吃饭,她回来拆拆纱头可以拆点钞票来。”梁阿姨大声说。

    “花样经透唻,一歇歇剪尖头皮鞋,一歇歇插队落户,一歇歇打仗,花样经翻下去,翻得没有饭吃才有劲!”

    “小菜难买唻……”

    端丽默默地听着阿姨们谈论时事,很有同感,但一句也不敢插嘴。心里却奇怪这些当初那么起劲地来她家破“四旧”的人,对生活有着和她一样的叹息。看来,她们过得也不好,“文化大革命”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

    中午,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,多数人不回家,他们早上把带来的饭盒子送到居民食堂蒸热,这时就在工场间里吃。端丽匆匆忙忙往家里赶,心想,以后最好也在工场间里吃午饭,省得这么奔来奔去,吃完饭,还有时间打个瞌睡呢!只是中午文耀和两个孩子吃饭该怎么安排呢?唉,文耀是一点忙也帮不上。

    下午的四小时就不如上午好过了。这一系列的动作,重复得毕竟太多了,并且她已经很轻松很容易地掌握了。新鲜感消失,只觉得很枯燥,很闷气。她的腰有点酸,脖子有点酸,眼睛呢,老是在日光灯下盯着看,也有点酸。她不断地看表,越看表越觉着时针走得慢,她怀疑表停了。

    好容易挨到工间操时间,她赶紧放下活儿,同大家一起走出工场间,站在弄堂里,她觉得很惬意。几个青年在捉弄阿兴,一会儿叫他唱歌,一会儿叫他跳忠字舞,十分恶劣。大家都呵呵地乐,连端丽也乐。她既觉得很缺德,想想人家家里人知道了,会如何难受,可又从心里想笑。她笑得很响,很放肆。

    两个女青年学着骑黄鱼车,一直骑到马路边上,不时惊声尖叫,以为要翻车了。一个小伙子奔过去乘机找便宜:“叫我一声阿哥,我教你们踏黄鱼车。”

    “叫你阿弟!”

    “好极了,再叫叫看!”

    “阿弟!”

    不知他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,象麻雀窝被捣了似的一阵叽叽喳喳的鸹噪,然后便是乖乖的叫“阿哥”的声音。接着,便看见那小伙子踏着车,两个女孩子坐在后面,三个人脸上都带着满足和兴奋的神情,慢悠悠地骑了回来。

    也许仅仅是昨天,端丽还会觉得他们又无聊,又轻浮。可今天,她同大家一起笑,觉得很有趣,很开心。工作太枯燥了。一点点极小的事情会使人振作。简单的劳动使人也变得简单了。

    十五分钟极其迅速地过去,工作又开始了。端丽感到手指头的每个小关节都酸了,她已经是下意识地机械地操作。她清楚地听见时钟的滴达滴达。弄堂里有小孩子的嘈噪声,几个小孩背着书包登登登地穿过工场间上楼了,这是楼上人家的孩子。终于,放工的铃声响了,端丽走出工场间,一身轻松。夕阳很柔和,天边染上了一层害羞似的红晕。马路上自行车铃声丁铃铃地响着,象在唱一支轻松而快乐的歌。一个一定是被老师留了晚学的调皮孩子,头顶书包,在行人的腿间钻来钻去,招来一阵怒骂。生活象流动的活水,端丽是水中的一滴。她心情很好,很开阔,她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。

    回到家,咪咪告诉她,姐姐来信了。端丽忙着淘米做饭,让来来念给她听。多多的信写的十分懂事,一上来就写:“亲爱的妈妈、爸爸(她把爸爸排在妈妈后面)、弟弟、妹妹:你们好!”然后又向爷爷奶奶问好。接下来就写他们的生活,她说他们基本上不大干活,每天睡懒觉,很开心。这个星期吃了一次肉,老师带他们一起走了二十里路,去一个叫什么陈水桥的小镇上吃了馄饨和大饼油条,很开心。晚上,大家早早钻被窝,吹灭了灯,讲鬼故事,吓得夜里不敢起来上马桶,也很开心。只是有一点,很想家,每个人都哭过一次。不过,老师悄悄地对他们说,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,似乎这消息是来自一个很遥远很神秘的指令。老师叫他们不要说出去。所以多多也叮嘱妈妈千万不要说出去—然而这消息却被来来十分响亮地念了出来,端丽赶紧让他小声点—最后,多多又让妈妈保重身体,不要太劳累,叫弟弟妹妹听话。端丽听到这里,眼泪汪汪的,觉得自己这么多辛苦没有白费。甚至觉得吃了这么多苦而听来女儿这么几句话,是非常值得的事情。

    这天夜里,非常意外的,文影回来了。和另一个女生一同来,那姑娘坐都没坐,和文影一起将带来的花生、竹笋、香菇分了,说了声“明天见”,便提了自己的一份回去了。

    文影虽只去了五个月,但大家都觉得如隔三秋,全家老小都披衣起床了。文影黑了,瘦了,却还精神。婆婆先是高兴,跑进出打水潽蛋,倒洗脸水,忽又想起文光,远在北国,不知何时才能见面,不觉又落下泪来。文影情绪倒很好,有说有笑,反比过去话多了,也活泼了。她谈到那里的山,山上的树和泉眼;谈到集体户里为一顿饭一担水的拌嘴;谈到那里的乡下人都叫做老表。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,听了半天,才想起问她,是怎么回来的,出差还是探亲?文影回说看病。什么病?大家一愣,文影诡秘地眨眨眼睛,不回答,大家只以为是妇科病,便也不追问。一看,时间已过两点,就此打住,都回去睡了。

    端丽却睡不着了,想想觉得有些奇怪,推推丈夫:“文耀,你觉得文影有点怪吧?”

    “有啥怪?”文耀莫名其妙。

    “话多得很,同她平素很不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出去见过点世面了,锻炼出来了嘛!脾气又不是生死了不能改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总觉得不对头,她到底是来看什么病呢?”

    “我看你有点神经病了!”文耀翻了一个身,睡了。撇下端丽一个人胡思乱想了好久,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睡着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,她下班回来,正遇那与文影同行的女同学从家门出来,浅浅地打了个招呼,擦肩而过了。回到家,见婆婆坐在她屋里,愁容满面,叫了声端丽,连连说:“前世作孽,前世作孽!”

    “怎么了?姆妈。”端丽慌了,心中那不详的疑云浓重扩大了。

    “端丽啊!妹妹生的是这里面的毛病啊!”婆婆点点太阳穴。

    果然。端丽的心往下沉了沉。

    “文影本来就不请愿去,心里不开心,夜里老是在被子里哭。后来,她上海那个男朋友写信去,意思说不谈了。她看了信反倒不哭了。发毛病了呀!”

    “这个人真不讲仁义,当时他横追竖追,是他主动的呀!不过,一个在上海,一个去乡下,确实也不好办!”

    “这种毛病叫花痴,老法人家讲,要结婚才会得好,这哪能弄啦!”婆婆捶捶桌子又哭了。

    端丽赶紧跑去把门关严:“姆妈,万万不可被听见。这种病不能受刺激,一刺激就要发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怎么办呢?端丽啊!我一个老太婆,不中用了,你爹爹现在也是自身难保,走进走出都不自由,文耀只会吃吃玩玩,就靠你了。”

    “姆妈,这种话没什么讲头,眼下,给妹妹看病是最要紧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怕去看了毛病,传出去,害她一生一世。”

    “毛病总要看的,我先去打听一下,你不要急。”

    “打听的时候,只说为人帮忙,万不可露出真情。”

    “你放心,姆妈,你放心。”

    文影的症状一日日明显起来,老是听见“甫志高”叫她,就奔到楼梯口等着,等了半天等不来,就叹气。回到屋里坐坐,又坐不定。过一会儿又洗澡换衣,梳妆打扮,说晚上分明同“甫志高”有约会,去逛马路或看电影。同行的那位女生将文影送到家就算完成任务,再不来了。于是,一家人为着她忙得团团转。端丽已去打听了精神病院的情况,可婆婆犹豫着不愿送去看病,怕事情传开,对文影将来不好。

    端丽要上班,烧饭,洗衣,还要帮着劝慰文影,忙得焦头烂额。正烦乱着,多多回来了,一看到妈妈就扑上来,亲热得要命。她长大了一截子,稍黑了些,却不瘦,反显得很健康。端丽看着女儿,十分高兴,她还是头一回尝到离别和重逢的滋味。她毫不犹豫地煎了几个荷包蛋,慰劳多多,别人也跟着沾了光。文耀趁机让来来去打了一斤黄酒,他是很会抓住时机享受的。晚上,多多一定要和端丽睡一个床,于是文耀被赶到屏风后头来来的小床上去,咪咪也挤了过来。母女三人叽叽呱呱谈了一夜,什么话都讲了,连同多多她们夜里讲的鬼故事都讲了。来来不能参加,很嫉妒,不时地说一声“疯子”。文耀睡醒一觉听见她们在笑,以为天亮了,坐起来看看月亮,摇摇头又躺下。

    说着,笑着,多多和咪咪终于睡去了,端丽一手搂着一个女儿,心里充满了做母亲的幸福。她忽而又想起了过去的好日子,那日子虽然舒服,无忧虑,可是似乎没有眼下这穷日子里的那么多滋味。甜酸苦辣,味味俱全。多多翻了个身,细长而丰满的胳膊绕住了妈妈的脖子。端丽感动地想:我们再不分开了。一家人永远在一起,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分开。她这会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的家庭,家庭里的每个成员:任性的多多,馋嘴的来来,老实厚道的咪咪,还有那个无能却可爱的丈夫。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,很骄傲,很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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