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

    四

    早上,端丽买菜回来,照例弯下腰拿牛奶,送奶的把牛奶都放在门口地上。可是地上却只有一摊碎玻璃,一滩乳白色的水迹。一定是那些野孩子干的,他们常常来和张家捣蛋。在楼下大声喊:“张文耀,敲图章!”让人白跑一趟。或者学着红卫兵吆喝着打门,让人虚惊一场。甚至,在夜里将石头砖瓦扔进二楼窗口。大家都已经很习惯,认为这是生活中正常的插曲。然而今天的玩笑,有点过分了,这牛奶是庆庆的,要赔偿!一瓶牛奶一角七分,再加上瓶子两毛。咪咪一直想要的一盒彩色蜡笔,可以买两盒……端丽看着碎玻璃,发起呆来。

    后门开了,阿毛娘提着煤球炉出来生炉子。他们搬来这里是强占私房,房管处开不出房票,没房票煤气公司就不给装煤气。所以他们家一直在烧煤球,每天生炉子,搞得弄堂里烟雾弥漫,昏天黑地,人家都不敢开窗,往外晾衣服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?”阿毛娘问。

    “牛奶瓶被小孩子砸掉了。”端丽醒过来,弯下腰收拾玻璃碎片。

    “哪家小伢子这么捣蛋?找他去,要他赔!”

    端丽摇摇头,苦笑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哪家?那你骂,对着弄堂骂,骂他十八代灰孙子!”

    端丽又摇摇头。

    “你不会骂,还是不敢骂?怕什么!你公公是你公公,你是你,共产党的政策重在表现,不能把你们当一路人看。”她开导端丽。

    端丽不响,笑笑。

    “做人不可太软,要凶!”阿毛娘传授着她的人生哲学。

    端丽抬起头看看她,心里倒是一动,似乎领悟了什么。

    “就象上班挤汽车,越是让越是上不去,得横性命挤。”

    端丽点点头。

    文耀和孩子们都起来了,多多在打扫房间。她现在已经将一部分家务接了过去。干得不坏,就是有个毛病,牢骚大得吓人。有时,端丽实在受不了,就说:“我宁可你不干,也不要听你发脾气。”“那我就不干!”她气得气都短了。可等到第二天,就看不下去又动手做了。牢骚还是依旧。端丽见多不怪,随她去讲,好在她确能帮自己分去一点负担了。

    “妈妈,买油条了吗?”来来问。

    “买了,买了。”端丽把油条从篮子里拿出来。

    “妈妈,我不吃油条!”多多说,“你把四分钱给我。”

    “买都买了,没有钱给你。”

    “不,给我嘛!油条我不吃,给我四分,公平合理。”多多固执地说。

    “妈妈,庆庆要吃牛奶了。”咪咪搀着庆庆过来。

    端丽猛地想起了牛奶,不由抬起手拍了拍脑袋:“牛奶被小赤佬敲碎了。咪咪,你快吃早饭,此过了到食品店门口排队买一瓶,去晚了就买不到了。”

    零售牛奶十分紧张,每天只卖很少的几瓶,必须在九点半开门之前就等着。咪咪排队买东西是好样儿的,不急躁,不擅离岗位,乖乖地站着,无论排多久都没有怨言。而且这孩子很仔细,小小年纪出去买东西,大至交付五六元钱的水电,小至两分钱一盒的火柴,从没错过帐,丢过钱。她比哥哥姐姐都更知道生活的艰辛,谁让她生不逢时,刚懂事就遇乱世。

    这会儿去排队,起码九点半才能买回牛奶。庆庆九点就该睡上午觉了。好歹得给他吃点东西,吃什么呢?端丽低头看看小家伙,他正半张着嘴愣愣地瞅着吃泡饭。咪咪把油条放在一边,光吃酱瓜,津津有味,很是馋人。端丽灵机一动:“你给他吃一口泡饭看看。”庆庆居然吃了,而且咽了。端丽赶紧端了小半碗泡饭,把油条撕碎,然后坐下来喂他。

    “端丽”,文耀叫她,“妹妹学校来通知,晚上要召开家长会。姆妈耳朵不好,叫我去。我想恐怕是要动员上山下乡的事。我不大会应付这些事,你去吧,啊!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这样没用场?”端丽艾怨地说。

    “现在又不比爹爹那时候,人要能干才能生存。托共产党福,一人一份工资,省心省力,没有肉吃,也有饭吃。”

    “我看是爹爹的钞票害了你,什么都不会干。”

    “我是有爹爹的钞票,没钞票的人我看也不见得有能耐,不过比我多几句牢骚。”

    “你的嘴倒能说。”端丽说不过他。这时方记起他在学校里是个辩才。

    “好,不说了。晚上,你去开会啊?”文耀把碗一推,温存地抚摸了一下端丽的头发,走了。咪咪吃完了泡饭,手里拿着没舍得下饭的油条,一点一点咬着跑去排队了。来来还没吃完,悄悄地对多多拒绝的那根油条进行蚕食。多多站在自己的小床跟前,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。端丽好奇地望望她,见她在往一个泥罐子里丢钱。

    “多多,你在存钱?”

    “嗯,我同学送我一个扑满,钱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,最后存满就把它砸碎。”

    “你存钱干嘛?”

    “我要买一双松紧鞋。”多多说。目前,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男孩子穿的松紧鞋。

    端丽发现女儿长大了,胸脯开始丰满,衣服绷在身上,显小了。姑娘大了,就知道要好看,知道打扮。端丽感到对不起女儿,心想着应该给她做几件衣服。自己在她这个年纪,有多少衣服哪!

    多多把扑满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底下,以免被庆庆顽皮碰碎:“这样才能存住钱呢!”

    这给了端丽一些启示。当然,她不是小孩子了,自己能管制自己,用不着拿个扑满来强行节约。她找了个旧日用过的珠花小手提包,决定将一些可用却没用去的钱放在这里,虽是极少的几个钱,可总是在积起来。炒菜时,味精没了,她刚要张嘴喊咪咪去买一袋,转念一想:这完全可以省下,鲜与不鲜之间,本没有一道绝对的界线。她把省下的六毛二分钱丢进了钱包。上街买牙膏,她毅然摒弃了从小用惯的美加净,而买了上海牙膏,又省下两毛八分。她尝到了节约的乐趣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,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装填钱包。以至文耀也讽刺她是“葛朗台”。

    趁庆庆睡觉,她打开箱子,想找几件旧衣服给多多改两件衬衫。家里本来有着成堆成堆的各色料子。买,是她往昔生活里的一大乐事。走在街上,逢到绸布店必定进去,不管用得着用不着,她总要买几段。有时因为花样别致,有时因为料子质地优良,有时因为自己喜欢,有时仅仅因为想买。不少衣料买回来便忘在了一边,都被虫蛀了。抄家时把这些东西全翻出来,集中在院子里开“阶级教育展览会”,连她自己都吃惊怎么会积存了这么多东西。

    端丽找出两件半新的旗袍,花色都很好看,一件是咖啡底色上奶黄碎花,一件是天青色的。她摆过去,摆过来,不明白该如何下剪刀裁。想了一会,她取出多多的一件衬衫,先用报纸儿照样放大一点,剪了几个衣片,然后把衣片放在拆开的旗袍上,尽力使衣片全部被容纳,再用划粉划下来,最后才用剪子。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,象小孩子做拼板游戏,颇有兴味。当她先用大针脚把衣片连上的时候,心中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。她很佩服自己,多么聪明啊!居然想出这么个主意,她尝到了创造的滋味。多多放学回来,她立即要多多试样。多多穿上以后,就再不肯脱了。兴奋地红着脸,在镜子前左照右照。在她新衣服穿不完的时候,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,当她长成大姑娘,真正爱美了,却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。她没什么可以修饰的,只能在两根短辫子上下工夫,一会系紫色的玻璃丝,一会系红色的玻璃丝,不同颜色玻璃丝能带来的微妙的变化,只有她自己才能觉察。端丽告诉她,衣服还没最后做完,需用细针细线缲起来方可穿着,多多恋恋不舍地脱下衣服,就嚷着要自己缲。端丽不愿意,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,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!这一个下午,母女俩都很兴奋。一边密密地缝着,一边思忖着接下去,还要为和改做什么。

    学校的家长会真是谈分配问题的。这届毕业生是插队落户一片红,百分之百的外地农村,简称“外农”。去向有黑龙江、云南、内蒙、贵州、安徽、江西。经济困难者,独生子女者,统统不予照顾,统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    回家商议,大家决定屏住不走。婆婆说:“我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,不信这会儿就少你一口饭了。”端丽也表态:“没什么了不起,我大学毕业还不过做家庭妇女。”文影从头至尾一直在掉泪,搞得大家好心酸。端丽很可怜她,也许只有她知道文影伤心的更深一层原委:已经正式上班了,在闵行一家大工厂做工。想想自己当年,这正是最开心、最无忧无虑的时候,而文影这些姑娘,却在豆蔻年华承受这么多的忧愁。想到这里,她更下了决心,要帮助文影赖到底。方案定了,可落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先是班主任来动员,端丽几句话就把他呛出去了。她虽不大晓得外面的形势,但看他那破破烂烂的一身便知他目前的地位不高,人人都可欺得。接着里弄里打着锣鼓来宣传,野蛮小鬼趁机砸碎两扇玻璃窗。然后,学校里开学习班,端丽出席,让端丽在家带庆庆。名曰学习班,就是逼着表态,不表态不让回家,吃饭时给每人送来一碗开水一只面包。第一天端丽没吃,但第二天仍向她收钱,一气之下,索性吃了。这一关挺过来了,但学校和爹爹单位接上关系,将文影的生活费停发,爹爹因此挨了批斗。婆婆、文影成天啼哭不止;文耀只是连声叹气,一无所措。端丽和他说说,他反而不耐烦,说:“妹妹也是太娇气,我不信外地是地狱,那里不也有千千万万人在生活。”胸怀一下子广大了许多。最后,学校来了最后通牒,再不报名,就要强行将户口在总册上注销。并且,越往后去的地方越糟,只有内蒙、云南,甚至还有西藏。这些地方在只知道天井上方一块云的上海市民听来,就象是外国,想都不敢想的。实在无奈,文影决定去了江西。江西总比安徽远了些,可安徽吃杂粮,那是绝对受不了的。

    家里倾其所有,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。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,什么都要带,什么都要买。马桶、木盆、火油炉、钢精锅、上海大头菜、香肠、罐头,仅牙膏就买了十条,卫生草纸带了一肥皂箱,如没有钱满足她的需要,她就哭,哭的人肠子都揉碎了。后来,只得又卖了几件东西,端丽把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,多多空前地懂事,将扑满递给妈妈,转过脸说:“你摔好了,松紧鞋我不买了,现在反正已经不兴了。”端丽不忍心,收了起来,可是到最后,文影还要买十斤卷子面。端丽只好把扑满砸了,数数,已经有四元多钱,超过一双松紧鞋的价值了。她留了一点钱,准备去买一块直贡呢鞋面,自己学着做一双。她深感这家的子女都是无用且自私。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也去安徽插队,运行李那天她看见,只有一只板箱一个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捆就驮走了。

    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。因是上山下乡的高峰季节,北站压力太大,所以是在彭浦货车站发车的。没有月台,送行的人站在很低的碎石路基上,伸长了胳膊也摸不到车上人的手,给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。文影从未离开过上海,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上海,尽管她的父辈是出生在浙江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,十八岁才来上海学生意的。而说到了底,上海究竟又才有多少年的历史?但她只属于上海,上海也应属于她。尽管没去过外地,却听来了外地很多的坏话。包括端丽,也是对上海以外的一切地方既惧怕又憎恶。然而看到文影那种几不欲生的失态样子,端丽伤心之余又有些奇怪:外地究竟有那么可怕吗?究竟是谁也没去过那里呀!她有点觉着好笑,附带着把自己也嘲笑了。

    公公也去送了,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。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,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,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。火车开了,“甫志高”先走了,他还要上夜班。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。默默走了一段,怆然说道:

    “都怪我作了孽,带累了你们。”

    “爹爹,你不要说这个话,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。”

    公公不响。

    “爹爹,你别忒担心了。文影很娇,没出过门,想得很骇人。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。”

    “文影是很娇,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中用啊!”公公说。

    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,公公生气了,不敢再作声。公公却又道:

    “端丽,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。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,一个也不象我。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,他们什么都不会,只会花钞票。解放前,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,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,铺路造桥,开学堂,造工厂,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,一百万美金用的精光。我们笑他憨,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。果然还是他有远见。”

    端丽不知该怎么答腔,不响。

    “幸亏是新社会,每个人总有口饭吃。无能就无能,罢了!只愿他们老老实实,平平安安,我也闭眼睛了。”公公凄楚地说。

    “是呀,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。”端丽轻声附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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